一位备受失眠折磨的病人，一句“给我开点安眠药”的诉求——在大多数人眼里，这可能只是再平常不过的门诊场景，但在被告人卢某眼中，却是一条“生财之道”。在人民法院公正的判决下，他最终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案情回放】

  2025年初，卢某因为无固定职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精神药品滥用人员时某。时某平日出手阔绰，这让卢某非常羡慕。两人渐渐熟络后，时某告诉了他一个“赚钱的门路”：去医院帮忙配点安眠药，就能赚大钱。

  起初，卢某有些犹豫，他知道那些药品是国家管制的。但想到时某许诺的高额回报，再看看自己空空的钱包，便咬牙同意了。

  2025年4月的一个上午，卢某第一次走进了本市某医院。面对医生的问诊，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自然：“我重度失眠，整宿睡不着，想开点安眠药。”医生开出了处方笺——思诺思（酒石酸唑吡坦片）。

  卢某从医院购得药品后，与时某的交接过程像是一场精心安排好的谍战戏码。卢某先是拐进路边的奶茶店买了一杯奶茶，再假装成外卖员混入小区，随后他将拆掉外包装的药品塞进奶茶包装袋，并将奶茶放在时某指定的楼道转角处，拍照发送给时某后才离开。整个过程不超过五分钟，两人也没有见面。

  在接下来的九个月中，时某许诺的高额回报像一根无形的缰绳，驱使卢某一次次走进不同的诊室，重复相同的谎言。经统计，卢某累计配得思诺思、右佐匹克隆片合计8000余片。但这些本应用于治疗失眠的药品，从未有一片进入他自己的口中，而是悉数通过“奶茶外卖”流入时某的手中。

  【庭审焦点】

  从医院配出来的正规安眠药，转个手，究竟算卖药还是贩毒？

  根据《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条规定，毒品不仅包括鸦片、海洛因、冰毒等，还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唑吡坦、右佐匹克隆均系国家规定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麻精药品自带“双重身份”：在医生手里、按医嘱用于治病，是药；脱离医疗目的、流入滥用者手中，就是毒。区分毒品与药品的关键，在于行为人的用途和主观明知。

  本案中，判断卢某的行为，首先是医疗目的缺失。卢某本人并无真实的睡眠障碍诊疗记录，纯粹是靠编造病情在多家医院反复骗领。这种行为从根源上切断了药品的合法用途。

  其次，对买家滥用目的的明知。卢某长期、定向地向时某供货，对时某购买药品系用于滥用这一事实心知肚明。这种主观上的放任甚至追求，是其构成犯罪的主观基础。

  最后，行为的危害性与法定情节。《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对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未经处理的，毒品数量累积计算。本案中，卢某的行为已构成“情节严重”。

  最终，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卢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这一判决清晰地传递出司法态度：当管制药品脱离医疗轨道沦为交易的筹码，就会受到刑罚的制裁。

  【法官心语】

  卢某或许以为，自己只是在倒腾一些“安眠药”，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白粉”。但他忽略了法律的红线：只要是国家管制的、能致瘾癖的精神药品，一旦脱离医疗目的被非法贩卖，就是毒品。

  如何才能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上演？这是承办法官在这起案件后仍在不断思考的问题。合议庭认为，最重要的途径是在社会治理层面织密“三张网”：

  第一张网：源头把控，医疗机构要当好“守门人”。医疗机构应严格落实药品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一步强化处方审核主体责任，协同推进处方信息互联互通，实现对异常开药行为的动态监测。同时，优化跨院、短期内超量配药的风控规则与预警机制，从源头有效阻断麻精药品的非法流出。

  第二张网：流通堵漏，物流与支付环节要筑牢“防火墙”。本案中，手机转账和伪装外卖的交付方式成为了非法交易的隐蔽渠道。相关平台应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利用大数据等手段加强对涉毒涉药敏感交易及异常订单的排查预警。同时，行业内部需进一步完善自律规范，明确从业人员不得代配、代送管制药品，共同斩断非法流通的“最后一公里”。

  第三张网：思想防线，公众要认清“双面药”的本质。不少群众可能存在“医院开出的处方药就不算毒品”的认知误区。对此，必须加大普法宣传力度，让广大市民知晓：非法贩卖国家管制的麻精药品，同样构成贩卖毒品罪。倡导公众自觉拒绝代配药、拒绝转卖药品，切勿因贪图小利而触犯法律红线，沦为犯罪帮凶。 来源：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