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早春的南京东路，梧桐枝丫间还凝着薄霜，我裹紧棉袄钻进邮票公司门市部，玻璃柜台里整齐码放的JT票泛着油墨的冷光。这已是我本月第三次空手而归——生肖猴票始终如断线的风筝，集邮册的方寸之地依旧虚位以待。
刚跨出门槛，一声沪语飘进耳廓：“朋友，猢狲票要伐？”转身撞见一个精瘦的青年，呢子大衣裹着单薄的身板，活像一枚竖立的纪念封。他掀开护邮袋的瞬间，金猴在红底上跃然而出，连版铭色标都完好如新。
“全品相，国牌价出。”他压低嗓音，眼角的余光扫着街面。我指尖微颤，抚过镊子夹起的邮票，云纹纸特有的颗粒感硌着掌心。八分面值的金猴蹲在20元黑市价的风口浪尖，却说要按国家牌价出让？
那青年变戏法似的抖开集邮册：“搭这些一道走，统共三十一块二。”我盯着那些邮票，吞下唾沫——长城加字、齐白石、红楼梦……五颜六色的型张像撒落的糖纸，对于我这个每月伙食费21元的穷学生来说，31元2角，简直是天文数字。
冷风卷着电车铃铛声钻进领口，青年把册子往我怀里一送：“阿哥，侬看这猴头多活络，错过要拍大腿的呀！”他的沪语裹着宁波腔，热气呵在冻红的鼻尖上。我们蹲在和平饭店后巷，一阵讨价还价，最终，我用24元买下了猴票及被搭的邮票，小型张除外。
“这一大堆垃圾邮票值得花这么多钱吗？肯定被斩冲头了。”我将此事告诉朋友们，他们都这样说。
“当年，如果你连同那些小型张全部买下，才是真的有远见。”若干年以后，他们又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