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岁的我，每天走1万步，已经坚持了20年。早5000步，晚5000步，每次走30分钟左右，每分钟166步。

  这种锻炼方式，源于一次意外的受伤。20年前的10月12日，我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采访“神舟六号”升空。清晨，在问天阁欢送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到发射塔后，汽车向戈壁深处开去，我把安全的座位让给同行的朋友，我自己双手抱着照相机，坐在车厢最后一排中间的座位。这个座位，是全车唯一一个没有拉手的座位。

  汽车在平坦的水泥路上疾驰，驶离公路进入戈壁滩了，驾驶员并未减速。谁知，前方路面出现了一个窟窿，前轮陷了进去，“喀窿”一声，车子后部翘起，把我弹上车顶，重重摔下。接着，车子依旧没有减速，后轮又陷进窟窿，再一次把我抛向车顶，又再一次跌落。没有思想准备的我，遭遇了重创，疼痛难忍，汗水湿透了衬衣。同行的领导问我：“老李，送你到医院查查？”我说：“不行。还要采访呢！”

  车到发射架东南方1公里处停下。同行们下车抢占有利地形，架设拍摄器材。我倒在车上起不来，只得咬着牙忍着痛，使劲拉着扶手，慢慢地站起来，一步一步挪到汽车中部，靠窗坐下，打开车窗，用左手支撑，右手架着相机，屏住呼吸，聆听高音喇叭传来的发射口令。我听到“点火”的指令响起，火箭顿时烈火喷射，浓烟升起。我按下快门，拍了5张清晰的“神六”升空照片。冒着瘫痪的危险，我坚持完成了采访。第二天，报社用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我撰写的长篇通讯，还加了一个编者按，告知读者我身负重伤，正在治疗。

  采访当天，洒泉基地的政委得知我受伤，随即派救护车送我到部队医院急诊。经CT、核磁共振检查，诊断为胸椎第12节和尾椎两处压缩性骨折。在医院里，我不能吃饭喝水，不能大小便，不能翻身，更不能走路。整天直挺挺地躺在病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吃饭，靠护士喂；翻身，由两个护士扳着身体向右或向左；方便，用扁马桶。每次塞扁马桶，身体都疼痛无比。为了更好地照顾我，部队派飞机接我妻子到医院。8天后，我请求回到北京治疗。基地政委和院长让木工做了一块木板，把我绑在木板上，派救护车送我到机场，在飞机上固定好这块木板，飞到北京。我在医院里躺了3个月，妻子不怕脏，不怕苦，不怕累，24小时照顾我。

  四个月后回沪，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结论——“因工致残程度九级”。医生说，“你以后走路会像只虾，弯腰曲背的。”他叮嘱我每天起床前，要在床上锻炼伸脚、蹬腿、弯腰。出院时，骨科主任说：“老李，你要坚持走路。”医生的话，妻子听进去了。我的病情一好转，她每天扶着我走路。刚开始，我半边身体不能动，双腿肌肉萎缩，根本迈不开步子。妻子连拖带拉，一步，两步，三步；一天，两天，三天……硬是用她的肩膀扶持我逐步向康复目标迈进。一年后，我能自己走路了，她改为“押”着我走。我在前面走，她在后面“押”。有时走着走着，我的腰背不由自主地弯了，她轻轻地拍我的背，说：“挺起胸。”我驼背时，她在背后说一声“挺起胸”。就这样，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走路，方有今天挺拔的身姿，谁能看出我是个伤残人！多年来夫妻恩爱，子女孝顺，家庭和睦，我们家被评为浦东新区最美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