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重阳是从奶奶簪菊开始的。

  那时候我不过五六岁，趴在堂屋的门槛上，看奶奶坐在廊下的竹椅里，对着一面铜镜，把一朵刚摘的白菊往鬓角别。她的手那时还很稳，指间夹着那朵菊，侧一侧头，顺一顺发，那花便妥妥帖帖地依在她灰白的鬓边。爷爷从书房出来，见了便笑，说：“今日又簪菊。”奶奶也笑，回一句：“今日又重阳。”爷爷和奶奶平日里的话总是淡淡的，像院子里那株桂花散出的香，若有若无，却缠缠绕绕了一辈子。

  爷爷是教书先生，书房里常年供着一盆白菊，案头压着半卷陶渊明集。每到重阳，他便铺开宣纸，蘸着墨，写下“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这样的句子。奶奶在一旁磨墨，磨着磨着，就伸手去够瓶里的菊花。爷爷看见了，便搁下笔，笑着替她簪一朵在耳畔。

  那时的重阳，院子里总是热闹的，有蒸好的重阳糕，糕上插着彩旗；有酿好的菊花酒，酒面上浮着几瓣新鲜的菊。爷爷会搬了竹梯，到屋后那棵老茱萸树上摘茱萸，红彤彤的小果子，装在青瓷碟里，像一碟子相思豆。奶奶把它们缝进小小的布袋，一人一个挂在襟前，说能辟邪。我总嫌那味道怪，偷偷摘下扔掉，奶奶也不恼，只是笑着又替我挂上。

  后来爷爷走了，走的那天也是秋天，菊花开得正盛。奶奶没有哭，只是坐在廊下，把一朵白菊别在襟上，轻声念了句“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从那以后，她再不曾登过高，说腿脚不便，其实是怕高处风大，吹散了什么似的。只有那些菊花，她依然年年种，年年簪。只是簪花的手，一年比一年慢，一年比一年抖。

  今年的重阳，我扶着奶奶走到院子里。菊花开得泼泼洒洒，奶奶站在花前，忽然说起往事。她说，爷爷年轻的时候，性子急，教书也急，有时候学生背不出书，他能气得把戒尺拍在桌上。可一到重阳这天，他就变了个人似的，早早起来摘菊花，还要把最好的那几朵留给奶奶。

  “你爷爷啊，”奶奶慢慢地说，手抚过一丛黄菊，“他写诗，总爱写半句。有一年重阳，他写了‘白头簪菊’，下半句想了半天没想出来，就说留着明年再想。结果第二年，他又忘了，第三年，第四年……”奶奶笑了笑，“后来他走了，我倒替他想出来了——‘簪得一枝秋已老’。”

  我听着，忽然想起小时候的事。有一次重阳，爷爷教我写字，我写不好，急得直哭。爷爷没骂我，只是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个“菊”的异体字“蘜”，说：“你看这字，草字头，下面一个‘鞠’，菊花是要鞠着身子才能摘到的，写字也是一样，要弯得下腰，才写得好字。”奶奶在一旁笑着说：“你爷爷这是拿菊花说教呢。”爷爷也笑：“教孩子，总得有个由头。”

  还有一年，我大概七八岁，跟着爷爷去摘茱萸。他爬梯子，我在下面扶着。摘着摘着，爷爷忽然说：“你奶奶年轻的时候，簪菊花最好看。”我问为什么，爷爷说：“因为她簪花的时候，总要先对着镜子照半天，簪歪了就要重来，簪好了还要问我好不好看。其实好不好看，她自己心里清楚，就是要我说一句好看。”我那时候不懂，现在想来，爷爷说这话的时候，眼里是有光的。

  奶奶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袋，已经洗得发白了，里面装着几颗干茱萸。“这是你爷爷最后一年摘的，”她说，“我留着，每年重阳拿出来闻闻，好像他还在似的。”我接过布袋，茱萸的味道已经淡了，但依然能闻到那股熟悉的、略带苦涩的香气。

  我折了一枝开得最盛的黄菊，轻轻别在奶奶的鬓边。她没有躲，只是抬起手，摸了摸那花瓣，说：“你爷爷以前也这样给我簪花，每次都簪得歪歪扭扭的，还要说好看。”她顿了顿，“其实不好看，但我每次都笑着说好看。”

  我扶她回屋。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得很稳。廊下那丛菊静静开着，黄的白的，在暮色里，像一盏盏不灭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