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前，公司事务忙得连轴转。父亲在电话里絮叨了老半天，说你两周没来探视，你妈认定你是病了，说上一次就见你一直打喷嚏。父亲跟母亲解释，听电话里声音，应该没感冒，结果母亲气得老半天没理父亲。全是因为生病才没来探望，母亲坚信。“儿子生病竟然成了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父亲说完这句话，嘿嘿笑了。母亲朝父亲剜了一眼。母亲最看不上父亲嘿嘿的傻笑，她觉得这种笑只是傻傻的乐呵，是无用又老实的男人应付生活的惯用法子。

  父亲电话里虽然说得云淡风轻，但话语中的轻重，我已掂量出几分。第二天，我便匆忙赶往颐天养老院。

  一见到我，母亲一边端了杯牛奶说“都凉了，我去热一下”，一边去关窗户。父亲说，一大早就站在窗口了，也不知道关。母亲回说，“看风景呀，你看看，大冷的天那些花还没谢透”。我看向窗外，绿意是有一点的，寒风里的植物，总免不了几分萧瑟。

  待母亲端上一杯热腾腾的牛奶坐定后，倒也没有像往常那样“瘦了瘦了，别忙坏了身子”之类的絮叨，只是问起几个老邻居的近况，然后沉思一会儿，嘴里便蹦出几个亲戚的名字，她要我春节里无论如何代她去看望一下。而父亲则乘隙转述了母亲对我的怨言，不过父亲的嘴巴是一张砂纸一把锉刀，合宜地锉去了母亲话语里的毛刺。说着说着，母亲的眼里汪起了泪水。我编织了几句安慰的话，但那些话蠕蠕地爬出舌尖和牙齿之间的那条缝隙时，却显得柔弱、苍白，毫无底气。父亲看着我有苦难言的样子，回了我一个死党式的微笑。

  母亲向来很少淌眼泪。自退休后，她便老是打着更年期的旗号在家里“为非作歹”。母亲生就一张利嘴，她的舌头像斧子像锥子，飞出来的每一句话都能把人扎出一个个洞眼。有次母亲还愤恨地对父亲说，我那时真不该被那袋炒麦粉蒙了心！他们当年在崇明农场同一个连队的，有次母亲发高烧，父亲开着手扶拖拉机把她送到场部医院，回来后还将刚从上海带来的一袋掺了黑芝麻的炒麦粉给母亲补养。父亲和母亲就是在单薄到仅一袋炒麦粉的恋爱铺垫下，跌跌撞撞地闯入婚姻的。

  父亲爱好书法和绘画。在母亲眼里，父亲整天扎在那些“啥都没用的烂泥淖”里。父亲却在母亲刀剑一般的絮叨声里，笔墨一下一下触在宣纸上，帆布上，偷享他自己那点乐子。有时候，鬼使神差的几笔，岂止舒服，是过瘾是醉。有一次他们经过延安路上的圆明讲堂，母亲指着墙上的几个字说，小学生的书法怎么也涂到墙上了呢？父亲马上瞪大双眼，用不得了的口气说，这是弘一法师手迹哎，这才叫返璞归真！

  父亲唯一的一次光火，是那次母亲在清理书桌时，不小心在父亲刚完成的一幅画作上溅了一星墨汁。为了把它抹去，母亲用了许多的水，最后那滴墨汁便洇成了一个巨大的墨团。待父亲发现时，气得一把撕烂了那幅画，额头的青筋一鼓一瘪，犹如两样想法短兵相接，刺刀见红。母亲却不当一回事：“不就是浪费了一张纸几滴墨嘛！”然后一只手掩在嘴上，打了一个乱线一样曲折绵长的哈欠。

  父亲悄悄告诉我，不知从哪天起，母亲的嘴变钝了，眼神也老是木木的。母亲确实有了变化，尤其是最近几次探望，忽然觉得她温顺得惊人，有种马放南山的感觉，她对于我所有的安排表现出的顺从，让我有些不适应了。

  母亲说要送送我，我拒绝了。走老远了，我隐约看到窗洞口伸长脖子的母亲。母亲又在看她的风景吗？那几朵即将萎缩的小花，是一点都没有看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