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大家都叫她朱阿姨，我也跟着叫。二十多年前，朱阿姨和丈夫来到上海，丈夫去了工地，朱阿姨进了医院当护工。她觉得自己肯干，能干，年纪又轻，照顾病人，绰绰有余。没想到，朱阿姨照料的第一个病人就给她来了个下马威。那是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横挑鼻子竖挑眼，作天作地。
老人要哄，爱听好话，朱阿姨知道这个理，这个老太就是不听，又哭又闹，朱阿姨一点办法也没有。陌生的城市，陌生的环境，陌生的病人，语言也是障碍，上了年纪的病人，习惯说上海话。鞋子袜子，说成“哈子”“码子”，她一头雾水。开饭了，病人喊：“朱阿姨，我要泥粱！”“泥粱？”“对，泥粱。”朱阿姨看看餐车，清蒸鱼、烂糊肉丝、青菜萝卜、面条米饭，就是没有“泥粱”！病人比画了又比画，她才明白，原来是“二两（饭）”！
初来乍到，没有亲朋好友，对丈夫叹叹苦经吧，丈夫不在身边。他俩有约定，什么时候，几点钟，在街头各找一个电话亭通电话。这样的日子，没意思啊。朱阿姨不想干了，还是转行做钟点工吧！转念一想，不行，人生地不熟，到哪都一样。一咬牙，挺住。二十多年过去，朱阿姨挺了过来，还成了一名熟练的病房护工。年老体弱的、难侍候的，吃喝拉撒，洗脸擦身，不在话下。这些年来，她天天忙得像只陀螺。白天忙，晚上也忙，等病人都睡了，拿块长木板，在病房的走道上打个地铺，和衣而睡。病人一叫唤，立刻翻身而起。朱阿姨说，二十多年来，除了难得回家乡睡个好觉，没有一夜睡过床。我听了很感动，说：“不容易啊，太辛苦了。”朱阿姨回答：“习惯了，习惯了。”
手术后，我身体虚弱，又不习惯让别人侍候，除了万不得已，能自理的，尽量自理。一天深夜，见朱阿姨睡得熟，我不忍心叫醒她，提着引流袋，硬撑着去了厕所。第二天，朱阿姨知道了，说：“你这人，迂老夫子啊。真是的，客气什么！”我有点不好意思，叫了声：“朱阿姨！”“怎么啦，不舒服？”“啊，不，不，我现在只想叫一声朱阿姨！”朱阿姨开心地笑了，为我掖了掖被子，说：“好，有事叫我！”又去忙了。
说起当年转行的念头，她笑了起来，差点差点，不然，就不会有我的今天。如今，朱阿姨已经融入了上海。丈夫还在工地，三个孩子呢，两个在上海工作，成了新上海人。朱阿姨好多年没有回芜湖了，快过节了，她要去老家看看。家乡的变化太大，以前坐大轮船，现在呢，坐高铁，三个多小时就到老家啦。她一脸幸福地说着。临行前一天，朱阿姨给我洗头刮胡须，说：“看，多精神！”我对着镜子看看，满心高兴，说：“谢谢，谢谢朱阿姨！”
第二天一早，朱阿姨提着包走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空落落的，盼着她早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