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许多“老”，老上海，老洋房，老克勒……在我的新书《上海秩序·深圳气质》中，我写的上海“三老”是老领导、老法师、老实人。严格地讲，这不是我的发现，“三老”早就存在，我只是像挖矿一样挖出来了。
前些天，我去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为部分军队离退休干部开讲座。讲到上海“三老”时，几十位退役军人给予我热烈的掌声。讲座结束后，他们余兴未尽，继续和我讨论。这样的待遇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上海人最讲秩序，有很好的口碑。秩序不是次序，次序仅仅是最基础的修养和规范，秩序则具有社会人文的高度。上海秩序是上海制造的人文支柱。
上海秩序，是由每个年代每个上海人集合建立起来的，其中，三个层面三个群体的上海人，组成了最核心的部分。这三个群体是老领导、老法师、老实人。名称看似不严谨，却很严谨地确立了三个群体的外延轮廓和内核文化，道出了三个群体在上海秩序中的角色分工和他们在上海制造中的来龙去脉。
有意思的是，每一次我讲到“三老”，台下每个人眼前都瞬间浮现出自己遇到过的老领导、老法师的形象，而老实人往往是他们自己。这是讲座后我得到的信息反馈，又何尝不是我这一生的遇见和亲历？
有很多年，我供职于上海作家协会。上世纪80年代，作家协会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只要某一天有作家协会的年轻人结婚办喜酒，几位正局级副局级领导都不坐专车，而是挤公交车上下班，专车充当接新人的婚车。这条规矩，是老领导自己定的。我是这条规矩的得益者。那时，出租车十分罕见，单位里能提供一辆小车和一辆面包车，是不得了的福利。很多年之后回想起来，这不止是单位福利，而是老领导的风范。他们有父母式的亲和。上海这样的老领导很多。比如，复旦大学已故校长谢希德、上海电影译制厂已故厂长陈叙一，都是出了名的老领导……他们是自己所在领域的“领袖”，也是每个下属信赖和尊崇的“家长”。
有老领导的地方，必有老法师。上海各个领域都有奇奇怪怪却身怀绝技的老法师。我听说过有一位内科医生，被公认为是“摸得到胰腺”的老法师……
至于老实人，写的时候，我倾注了最浓重的感情。我想到了，听讲座的人会共鸣，没想到他们不仅共鸣，还有人流泪了：“我就是您说的老实人哪，您的那几句话我记下来了。”我欠身看听课笔记，一字不差，“健康的社会，会给老实人创造健康的生存环境，让老实人优先得到社会的红利，成为世人羡慕的对象”。
还有什么美誉比得上自己的书能引发读者的共鸣？
其实，“三老”仅仅是《上海秩序·深圳气质》中的一节，权当酒席上开胃的前菜吧，书中还有好几道大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