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位于如今的地铁八号线市光路站附近，有好几家企业为解决职工婚姻问题而建了好几幢“鸳鸯楼”。九十年代后期，这些鸳鸯楼被转租给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者，我与老杨师傅就相识于此。当年他六十开外，说一口纯正的崇明话，背微驼，但身板极硬朗，加上黝黑的皮肤和一双粗糙的大手，一看便知是一位历尽风霜的勤劳庄稼汉。他从崇明来此是为了给在上海开出租车的儿子、媳妇做后勤保障；而我作为人才引进人员，因在沪无房而在此租住。
老杨师傅虽说是给儿子做后勤，其实就是确保儿子回家休息或开车路过时有口热饭吃，所以空余时间多，闲不住的他就在家门口做起了蛋饼、豆花的生意。因我们租住的这片鸳鸯楼处于城郊接合部，租户成分复杂，人员流动也大。所以，每天我在出门上班前都要将已关闭的门窗检查好几遍，生怕出现疏漏后遭窃。几天下来，老杨师傅看我如此折腾，就笑眯眯地指着套在他手臂上的那个红袖箍说：“一清早，我套上红袖箍在弄堂口一边做煎饼，一边眼观四路耳听八方，中午休息时，我又在家门口四处转，下午在弄堂口卖豆花时又可以顺便给大家站岗放哨。这个红袖箍对坏人还是有点震慑作用的。有我这个义务保安在，你放心好了。”
当年，我工作的地点在浦东，通勤距离约有30公里，故每天清晨四点半就得出门。而此时的老杨也正在熬制豆浆，做出摊前的准备。见我推着自行车出门，他便会顺手舀起一碗新鲜的豆浆让我热热地喝下肚并反复叮咛：“天还没亮，一路上小心点。”
每天下午学校放学时，老杨师傅的豆花摊是最热闹的。这里不仅有络绎不绝来买豆花的，还有附近打工者的孩子们。他们的父母忙于生计，无暇照看，孩子们放学后便自然而然地集中到了豆花摊四周玩耍。孩子们嘻嘻哈哈、追逐打闹，一不留神就会窜上马路，这时的老杨就会拿起擀面杖上前吼着将孩子一个个撵回来。要是哪个孩子在玩耍中受了委屈哭了，老杨还会盛上一碗豆花给他吃，哄得他破涕为笑……俨然成了这些孩子的临时监护人。
因整个小区里的人白天都忙着打工，晾晒在外的衣服不可避免地会突遭雨淋。这时候的老杨就像在老家的打谷场上“抢场”一样，一连几个冲刺就将邻家晾晒在外的衣物收入自家屋里，等着主人下班回来认领。大家感谢他时，他总是憨憨地一笑：“举手之劳个事体，不用谢！”
后来，我买房搬离鸳鸯楼时，恰逢女儿大学毕业在找工作，向外投寄的简历中留下的地址是鸳鸯楼的，有些单位发来的面试通知就邮寄到了鸳鸯楼。这可把老杨急坏了，他怕误了我女儿的大事，第二天一早就放下了手中所有的活计，怀揣着多份面试通知，从殷行路出发，换乘了四部公交，一路问询、打探才摸到我位于浦东北蔡的新家。当我激动得连连道谢时，老杨还是报以一笑：“举手之劳、举手之劳。”离别时，我将老杨送至公交车站，望着老杨离去的背影，久久说不出话。
算起来如今老杨师傅该有九十多岁了，望他身体康健，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