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八十八岁。作为《上海老年报》多年的忠实读者，每次拿到报纸，我都会一口气读完。看到熟悉的作者，尤其是叶辛、米舒等名家的文章，我读得更仔细。这几年，我发现《上海老年报》上时常刊登一些记述老弄堂家长里短的散文，文章署名与我早年一位学生的姓名一字不差，就致电编辑部，想联系这位作者，却未能如愿。
20世纪50年代，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卢湾区第三中心小学任教，其后也换过好几所学校，几十年里教了一茬又一茬学生。当老师，最开心的，莫过于逢年过节收到学生的贺卡或问候电话，比喝蜂蜜水还甜美。屡次搬家，我最舍不得扔掉的，是来自学生的信件。有位在新民晚报工作廿多年的学生，用毛笔给我写了一封贺年信，我珍藏至今。
耄耋之年的我，仍记得不少学生的名字，有的当了教授，有的做了翻译，还有的是公务员、经理人……想着他们有出息有作为，心底就涌起园丁的自豪，全无人生迟暮的伤感。
当然，也有很多学生如同断了线的风筝。我很理解——他们有的也已是老人，有的正当壮年，却是上有老下有小，事业家庭两头顾，不容易。
今年教师节那天，我接到了一个来自美国的越洋电话，对方在电话里流露出浓浓的思乡之情：“老师，我的根在上海，时常想念您啊！”
国庆节的傍晚，我又接到电话，对方自报家门，说，他是我1968年教过的学生，说着说着，声音竟有些哽咽：“对不起老师啊，这些年我实在是太忙太忙，今天打电话之前，心里十分忐忑，一是生怕老师的电话号码变了，二是担心多年未联系，老师会怪罪……”
其实，我还是当年那个疼爱学生的老师。他一口一个“老师”，叫得我心花怒放，热泪盈眶，哪会去责怪他呀？
那天，我和他聊了一个多小时，畅谈这些年学校的改变，倾听他这些年事业的发展。他还告诉我，不久前，他在老年书画班上巧遇一位年长他十岁的老校友，竟然也是我的学生。他俩约定，一定要想方设法联系上纪老师，想把“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奖章带给老师看看。
听着他在电话那头絮絮地诉说，我的思绪回到了当年。一个胖墩墩的男孩，喜欢写记叙文，还能写一手挺不错的毛笔字。1978年春天，他兴冲冲地给我送来一本《好儿童》期刊，扉页上印有他创作的一首儿童诗，说是来向老师汇报，仿佛交卷一般……
哦，这个在国庆之夜打来电话的学生，就是近年来时常在《上海老年报》上发表文章的作者。我由衷感激这张报报，让我时隔多年师生再度相逢。我相信，多读报，勤思考，一定会让我永葆生命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