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刘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明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界定为三种文化形态：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长期的殡葬文化建设和殡葬事业改革发展过程中，我们十分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十分重视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弘扬和实践，但对革命文化的重视和转化是有待深入的，或者说有待强化的。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所创造的观念、行为、制度等多个层面的文化。这是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先进文化，蕴含着无比崇高的精神价值和动人心魄的精神力量，更包蕴着推动新时代殡葬事业改革发展的巨大精神财富。

一、从革命文化中汲取动力构建科学的殡葬观念文化

“对生死的理解是一把钥匙，所有关于自我、世界、存在的理解只能通过这把钥匙来开启。”人类的殡葬活动亦是如此。中国传统殡葬文化受灵魂不灭论影响较为深刻，体现在实际殡葬活动中就有“事死如生”“祭如在”等心理与行为，无可否认，“事死如生”的理念在情感上、在文化传承上，有利于赓续“慎终追远”的传统。但从另一个视角看，也正是“事死如生”的文化观念催生了诸如殉葬、隆丧厚葬等陋习，也是今天殡葬领域部分封建迷信活动存在的渊薮所在。

质言之，传统殡葬文化所依赖的生死观，无法破解人们心头关于生与死的纠葛，也无法给予人们更加彻底、更加温暖的生死关怀，建构起更加科学、更加人性化的生死观。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构科学的生死观，就是推动殡葬事业改革发展的一把钥匙。革命文化中，最震撼心灵的就是共产党人面对生死存亡所体现出的马克思主义生死观，给殡葬改革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动情地说：“他以唯物主义者的精神看待生死问题，对家人说：‘我哪天去，哪天走，不关紧要。自然规律违背不得，你们要想透这个问题。’他逝世后，按照他的遗愿，把角膜捐献给了医院，遗体供医学解剖，骨灰撒入大海，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正是有了唯物主义的生死观，邓小平才能想透生死这个问题。

邓小平科学豁达的生死观，告诉我们，死是自然规律。他说：“自然规律违背不得”，这是唯物主义信仰最彻底的表现。唯物主义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现实物质世界，而世界万事万物都要经历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人的生命也是如此。恩格斯曾指出：“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的基本因素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世界的不断地新陈代谢，而且这种新陈代谢一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结果便是蛋白质的分解。”这是从物质基础层面对生命本质的揭示，这也是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指导人们认识生命的思想利器。

但如果单纯从物质角度去揭示生命本质，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邓小平的遗愿还强调了生命应具有的社会属性，“把角膜捐献给了医院，遗体供医学解剖，骨灰撒入大海，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即强调个人生命的社会价值。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谋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我们就不会被任何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邓小平终其一生，都在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奋斗，这就是其生命的社会属性和社会价值。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这种舍生取义，为了国家民族危亡而牺牲的事例不胜枚举，这背后最重要的支撑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生死观。

李大钊说：“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正是因为有这种对生死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当李大钊面对生死考验时，才有为理想、为信仰而牺牲的壮举。

更深层次看，生死还是辩证法。从一定意义上说，死亡就是生命的一部分，也是生命的延续。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就指出：“死亡或者有机体的解体，除了构成有机体尸体的各种化学成分，什么东西也留不下来；或者还留下某种生命要素，或多或少和灵魂相同的东西，这种要素不仅比人，而且比一切有机体都活得更久。因此，在这里只要借助于辩证法简单地说明生和死的本性，就足以剖出自古以来的迷信。生就意味着死。”诗人臧克家则用诗的语言，表达了这一观念：“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君不见，董存瑞、雷锋、孔繁森，这些为了民族复兴、为了人民幸福生活而牺牲的先烈，不是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吗？他们留下的“生命要素”和精神文化，必将彪炳史册、永垂不朽。这就是生与死的辩证法。

今天，我们推进殡葬事业改革，从观念文化层面看，必须要树立起科学的生死观，即生死是自然规律，不可违背；必须要激发个体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发挥出应有的社会价值，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也必须要将生与死的辩证法，融入殡葬活动全过程之中。进而建构起科学的唯物主义生死观，使人坦然面对生死，又起到催人奋进、奉献社会的目的。

二、从革命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推进殡葬制度变革

传统殡葬文化崇礼尚孝，春秋时期孔子就强调“三年之丧”，认为小孩子三岁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因此儿女在父母去世之后，应守孝三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等级森严、程序繁复的丧礼制度和丧服制度。季氏在家庙中僭越用了天子的“八佾”奏乐舞蹈，孔子就发出了“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评论。随后，在《礼记》《仪礼》等著作中，形成了从服饰、居处到娱乐饮食等详细规定的丧礼体系。到汉武帝时期居丧制度逐渐成为王室诸侯的强制性规定，南北朝时期居丧三年进入刑律，隋唐时期居丧制度全面法律化。这些制度，经过数千年发展，衍生出一系列繁文缛节，尤其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大大制约了社会生产发展和丧葬礼俗改革。

进入近代，上海等沿海城市首开新风，追悼会等形式进入人民生活实践。而中国共产党对殡葬事务进行制度性改革，一般来说起源于中央苏区。1934年，中央执行委员会出台相关规定，勒令算命、堪舆等从业者改换职业。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卫生防疫运动，针对赣南闽西地区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不注意卫生，喝生水、生病叫魂、停尸不埋”等陈规陋习，要求“未掩埋的腐尸，赶快的掩埋，放过死尸的地方，都用石灰水清洗过”，提出“掩埋死尸，不要存柩”等举措，使苏区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更是确定了追悼会等一系列制度，破旧立新。1944年9月5日，中共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安塞县烧木炭时，壮烈牺牲，年仅29岁。8日，中共中央警备团为张思德召开隆重的追悼会，毛主席亲临追悼会现场，并题写挽幛——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整场追悼会庄严肃穆，形式质朴。毛主席在低头默哀后，缓步登台，做了一个多小时的即兴演讲，这篇即兴演讲或者说悼词，就是我们熟知的《为人民服务》，在演讲中，毛主席指出：“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这段话，也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殡葬改革的源头所在，原因有三。

其一，破除了几千年来丧葬等级制度。不再有“八佾”“六佾”之分，人人平等，“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都值得人民纪念，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没有身份之别，没有等级之别。

其二，肯定了追悼会这种新式丧葬形式。追悼会起源于西方，近代以后传入中国，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逐渐成形，其简洁庄重、富于纪念意义和人文关怀的形式，逐渐被人民大众所接受。著名爱国将领谢晋元、爱国人士马相伯逝世后都以追悼会的形式寄托哀思，开展纪念。抗日爱国老人马相伯1940年1月在复旦大学的追悼会，流程就非常简短庄重，整个丧礼分为奏哀乐、行追悼礼、唱追悼歌、讨论永久纪念办法、家属致谢词等十个环节。从毛主席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我们党从那时起就开始对丧葬礼仪进行了制度性改革，指出：“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随后，追悼会就成为改革传统丧仪的重要手段，被推广开来。

其三，肯定追悼会的积极意义。传统丧葬礼仪的合理内核，就在于通过丧葬活动，达到凝聚人心、传承文化、道德教化的目的，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慎终追远”是手段，“民德归厚”是目的。毛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追悼会的积极意义，并指出，开追悼会就是要“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即通过对生命价值的剖析和传扬，来团结人民、凝聚人心，形成推动民族复兴的力量。

《殡葬管理条例》《公墓管理办法》等系列法规，从强制约束的角度，给予制度保障，来推进殡葬事业改革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基于中国殡葬事业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客观事实看，我们仍需要从革命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来进一步完善殡葬制度。

今天，我们仍需要对革命文化中的丧葬制度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继而形成制度，推动本行业改革发展。

三、从革命文化中提取文化基因革新殡葬行为文化

殡葬活动不仅仅是观念和制度，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行为与约定俗成的风俗。特别是长期以来积淀的丧葬旧俗，在今天，仍时不时走进大众视野，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十分“扎眼”，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短板。故而，殡葬礼俗和行为的改革仍势在必行。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共产党人形成了独特的行为文化体系。从方法上可以简单概括为树立典型法和率先垂范法。

毛泽东特别重视典型的作用，注重用清正廉洁的党风，带动社会风气的转变。他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这就是把整个中国共产党这个集体树立为先进典型，从党自身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同时，也树立了很多个人典型。毛泽东说：“无证民不信，不信民不从，搞典型才有证据，才能说服人。”比如，通过张思德追悼会这个典型，推广追悼会制度。随后，在党内，就形成了纪念大会、追悼会等系列规矩。强调从简约庄重的仪式中，升华先烈、英雄的精神品格。新时代，党中央发扬了这一党内优良传统，中办国办联合印发了《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强调党员干部这个集体的在殡葬改革中的典型引领作用。

率先垂范是革命文化的核心特点。以推广火葬为例，入土为安是沿袭数千年的传统葬俗，根深蒂固。但土葬的风俗，占用耕地，也造成很大浪费。1956年4月27日，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第一个在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签名，倡导火化。随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等党内外130多人纷纷在倡议书上签名，从党中央到普通党员干部的率先垂范，极大地推动了在全国推动实施火葬的新政。

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在逝世后实行骨灰撒海、捐献器官，其精神和行为都在客观上大大推动了殡葬改革。以上海为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推广骨灰撒海，至今已有四万多位市民接受了海葬这一绿色的骨灰处理方式，为上海本就紧张的公墓用地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也为上海殡葬事业改革发展和城市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很难想象，在传统土葬习俗占主导地位的情形下，没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率先垂范，火葬、海葬等节地葬式如何能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如此强大的说服力。

古人云：“国无常俗，教则移风。”中国传统殡葬习俗承袭千年，又结合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等衍生出烦琐多变的行为文化体系，其形成和演化机制都极为复杂。但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就用清正的党风，通过典型教育、现身说法等方式，极大改善了民众的殡葬行为文化，使“九州异俗”向“六合通风”转化，从浇风漓俗向美风淳俗转变。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风必偃。”革命文化中向善向上向美的行为文化体系，必将更进一步革新殡葬行为文化，助推殡葬事业改革。

新时代，我们在殡葬事业推动改革发展，不仅仅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民生工作，更是在殡葬行业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的实践。从学理上看，革命与改革是一脉相承的，革命文化是改革的源，改革是革命文化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发展和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事业的改革发展都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这就是攻坚克难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意志在新时代的坚持和延续。今天，各项改革已步入深水区，殡葬改革亦如是。我们需要弘扬攻坚克难的革命精神，也需要深入地研究、阐扬、汲取革命文化中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磅礴伟力，以此推进殡葬改革事业的再出发，打造与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相适应的殡葬服务，给人以关怀，给人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