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杨晓霖James Jing凌志海
引言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是寄托对逝去之人哀思的日子，也是跨越生者与死者的界限，展开生命叙事，获得生命感悟的契机。今年的清明节在新冠疫情的笼罩下，显得更加伤感。新冠病毒肆虐迫使人们暂时离开既定轨道，经历一种从未经历、也不愿再次经历的生命阶段。古人在清明时节会把自己害怕的各种灾祸和疾病的名字写在风筝上，等风筝升到空中，立刻剪断风筝线，让这些灾祸和疾病随风而逝。今年的风筝上写得最多的应该就是“新冠肺炎”了。
清明节是跟“死亡”密切相关的节日，新冠疫情更是不断提醒着我们：疫情和死亡离我们都不遥远。清明时节又是一个和“生命”密切相关的节气，在这个时节，花卉草木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人与自然同迎生机。因而，这个节日集死亡和再生于一身，融悲情与希望为一体。
我们从戴复古的《清明感伤》和白居易的《寒食野望吟》等诗中可以看出，远离家乡的人们在清明这个节日，也会遥寄对逝去家人的哀思，看着踏春扫墓的人，望着陌生人的坟墓也能勾起我们对自己逝去亲人的深切思念和对死亡的哲学思考。“对他人墓亦沾巾”这句诗也让人联想到法国著名散文家蒙田的一个建议。他建议，不珍惜生命或还不理解生命意义的人们找一栋面向墓地的房子，让自己每天一醒来就能看到他人的墓地，藉此提醒自己，死亡离我们并不远。因此，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认真过好每一天。
古人就非常重视清明这个节气所蕴含的对死亡和生命的双重意义和内涵。然而，现代人注重的却是这个节日的形式，甚至连形式都已丢失。清明节的形式和内涵消失的原因主要有几个：一是，死亡这个话题，年轻人不谈，因为他们自认为死亡仍然距离他们很远。老年人避谈，因为衰老已经来临，死亡已在街头拐角处，谈论这个话题被认为不吉利。二是，临床医学发展至今使人类的生死问题都被彻底“医学化”，现代技术造成“医学万能”的错觉，导致我们对于死亡已过于陌生，忽略了每一个人都必须面临死亡的现实。人们不再把它们看成一种自然的结局，而是将其看成一种病，千方百计“治愈”它，似乎每一次患者医治无效去世，都是一场意外。在这场“意外”中，医生、护士、患者、患者家属都成了受害者。
此外，坟墓和扫墓这些引发死亡意象的文化符号和文化活动在当代生活中也不再常见。围绕殡葬之家的人生故事展开的美国连续剧《六尺之下》（Six Feet Under）的编导阿兰·波尔（Alan Ball）说，“我们总是怀疑死亡的存在，在歌颂生存美好的同时，却尽然忘记肥皂泡倒影中的现实。”然而，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某种意义上让原本死亡被边缘化、让死亡变得难以窥见的时代的人们再一次近距离地重新凝视死亡应有的形貌与本质。大多数人的死亡是在罹患晚期癌症、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综合征、慢性器官衰竭（最常见的是心脏衰竭，其后依次是肺衰竭、肾衰竭和肝衰竭）等慢性疾病或者高龄累积的衰弱并经历漫长的医疗斗争之后，才缓缓造访的。但这次的新冠疫情却让许多的死亡猝不及防，许多年轻的生命也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
本文以叙事医学为框架，通过与读者分享绘本中的死亡叙事，理解在面临“亲人之死”与“自我之死”时，死亡对于我们的意义，阐述在抗拒死神到访的过程中，我们对生命所获得的反思和顿悟，通过与读者分享经典文学中的瘟疫叙事，理解对瘟疫的恐惧可能会变成真正致死的疾病，提醒我们在疫情面前珍惜生命并保持理智，呼吁民众积极寻求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也呼吁民众尊重通过“自我之死”为其他人点亮生的希望，在疫情面前保护他人生命健康的医护人员。在疫情中牺牲的医护人员是掉在地里死去的麦子，他们为更多人带来了新生，他们都“战胜”了死亡，实现了精神层面的延续，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可敬的人。
一、亲人之死与自我之死：绘本中的死神叙事
《幼学琼林·疾病死丧》篇中有云：“福寿康宁，固人之所同欲；死亡疾病，亦人所不能无。”幸福、长寿、健康、安宁，本是人所共同向往的；死亡与疾病，也是人生所不可避免的。死亡是世上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每个人都会经历死亡，疫情下的清明节是从第三身（别人）的死亡到第二身（亲人）到第一身（自己）的死亡课。北京师范大学哲学教授田松说，“死亡文化承接着古往今来的生存智慧，向死的过程就是文化再生的过程，会让陪伴和参与的人，建构起自己的人死观”。
最早提出“存在主义”一词的法国哲学家马塞尔（Gabriel Marcel，1889～1973）曾论述“亲人之死”理论。1937年，在笛卡尔纪念会上，马塞尔提出，亲人的生命在结束之后仍能被感受。虽然我们与死去的亲人已经“死生异方”，但“亲人之死”是一个参与我的生命、塑造我的历史、而如今尚活在我身上、继续塑造“我者之死”的过程。这样一个亲人不会死，因为亲人与自己的情感经验仍然可以在逝者与生者之间发生深厚的联结，两者之间依然有一份绵延“你和我”的存在关系（王一方，2018）。寄托哀思的清明节也是通过对祖先和先烈的追思认识死亡、理解死亡、穿越死亡、继而超越死亡的日子。
关于亲人之死，我们分享的是《榛子壳里的死神》(Death in a Nut，2007）。故事讲的是小男孩杰克和妈妈一起住在海边。妈妈生重病后，小男孩在海边碰到死神问路，得知死神要去他家带走他妈妈，杰克很生气，把死神装进榛子壳里扔进海里。之后，男孩发现，因为死神不来了，村里的人和动物都不再死亡，每一个角落都塞得满满的。这时男孩明白只有唤回死神，才能恢复这个世界固有的秩序。后来，他终于亲手释放出了榛子壳里的死神，让妈妈后来有了善终之日，世界又恢复了原有的秩序。
关于自我之死，我们分享的是《苹果树上的死神》（Death in the Apple Tree，2016）。故事看起来有些相似，只不过这次将要死去的是一只老狐狸。这只老狐狸和它的老伴住在洞穴里，它们已到风烛残年，离死不太远了。害怕死亡的老狐狸把死神骗上苹果树，让死神困在树上的咒语里，这样它可以永生不死。可有一天，他的老伴死了。年复一年，老狐狸的子女都老了。他所有的朋友都已经死去。他的死神只是在苹果树上等着他。老狐狸依旧不会死，却早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年复一年，狐狸越来越老——而死神，始终在苹果树上等待着。老狐狸越来越虚弱，失明，失去味觉，全身骨头也散了架。终于有一天，他走到苹果树前，解除了自己禁锢死神的魔咒。死神拥抱老狐狸，老狐狸霎时轻松，跟着死神随风而逝。
这两个绘本故事虽然情节非常简单，却揭示出许多道理。第一个故事告诉我们，个体的死亡为族群和人类的延续做出贡献。日本著名作家山口雅也说：人类狭隘地抗拒个体的死亡，那是不对的。首先，我们可以从个体生命能否永存这点开始思索，如果个体能获得永恒生命的话，地球会被傲慢的人类个体挤爆，到最后物种必定走向灭亡。藉由个体的死，人类这个物种才得以永远存续下来。从这个故事中，我们理解到，在疫情语境下，为抗疫英勇牺牲的医护人员以“自我之死”，保证了人类的安全与存续。
此外，故事还告诉我们，医护人员通过医疗技术延长患者的死亡，就像这个一开始对生命和死亡没有全面认识的男孩一样，以为将死神藏在榛子壳里，阻止“他人之死”就是在执行医者使命，却忽视了患者在延长的死亡中的痛苦挣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已经失去本应有的社会性、精神性和关系性，丧失了生命意义。让患者在存在性孤独、情感性孤独和关系性孤独中以物化的形式活着，这样的治疗是否是对患者的尊重？我们该如何对患者开展存在性关怀？我们应该在何时放手，让患者善终？《苹果树上的死神》的老狐狸是不是正如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临终患者，我们对待“自我之死”是什么态度，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关系每个人的生命质量的终极问题。（作者单位为南方医科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