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何仁富

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和由此而来的超常规的防控，以及疫情防控过程中不断呈现的生死冲突、生命感动，让我们充分意识到生死教育的紧迫性。但是，生死教育到底要带给人们什么样的生死体验与智慧？笔者认为，有三个基本维度需要我们认真把握。

一、生命无常的觉知与死亡意识的自觉化

生死教育首先要让人将生和死两者关联起来，尤其是在意识上、观念上关联起来，也就是通过认识生命的无常而将死亡意识自觉化，形成一种以生观死、以死观生的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前提。

尽管死亡随时都在我们的身边，或者说就在我们的生命里，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是不会去想到死亡的。死亡作为现实人生的终结，本来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临的人生大问题。但是，常人往往都将死看做似乎是与自己无关的，都是他人之死、旁人之死。由此，死亡所具有的对生命本身的那种“逼迫”意义也就无法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彰显出来。

死亡是与人类社会历史相伴随的，在某一侧面反映着人类历史的变迁。如果可以说，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人类生命的演绎史，那么同样也可以说，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死亡史。现代社会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体现在人类生命的方方面面。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要“把持住”生命，便不能不充分了解死亡。可是，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又是一个“没有死亡的世代”，也就是说，许多人从出生、婴幼期到青少年，到长大成人、就业结婚生子，从未密切体验到至亲好友的死亡；死亡似乎是一个奇怪、异常的事件，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占有任何恰当的位置。虽然死亡已经不再是一种禁忌，但它仍然是一个隐蔽的话题。

尽管通过将死亡遗忘和边缘化，将死亡从人们生活的中心排除了，可是在事实上，现代社会的死亡现实又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接近人们。交通事故、自然灾害、自杀，以及媒体传播的影响，现代人随时随地都成为死亡的旁观者和可能者。面对这一处境，现代人奉行“鸵鸟”哲学，对死亡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将死之必然还原为死之偶然。我们习惯于强调死亡的偶发原因——意外事故、疾病、感染以及年纪老迈，总希望把死亡从一种必然性还原为一种偶然的事件。现代人这种逃避死亡的努力已成为一种社会机制，一种话语权。

所有人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以什么方式死。可能因病，也可能因为遭遇地震、火灾等天灾，或卷入车祸、犯罪事件等人祸，这些都不无可能。即使没有特定原因，人也会因衰老而身亡。这样的说法或许听起来有些冷血，但人类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这意味着，我们的健康程度会逐日降低。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一直没有意识到死亡，久而久之便会连这么理所当然的事都给忘了，这就是人类。

生死教育就是将死亡召唤到人的意识当中，要使人意识到，我们是一个有“死性”的生命存在，死亡就在我们身边，随时可能光顾我们。而且，死亡是每一个人的宿命，逃无可逃。死亡意味着消沉、沉寂、没有生机。死亡，意味着没有活力，没有生命。以这种方式去觉知我们生命的无常性，实际上就是唤醒潜藏在我们生命无意识深处的死亡焦虑、死亡恐惧。但是，唤醒并不是让这种对死亡的焦虑和恐惧成为当下意识的主导，相反，是通过这种自觉进一步去减轻和超越对死亡的恐惧。

对死亡的了解和认知可以帮助我们超越对死亡的恐惧。当我们懂得人一定会死亡是自然规律，承认人都会死这个现实，学习和探讨关于死亡的课题，将死亡看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便会多一份和死亡相处的能力。人生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有一样东西是确定的，那就是死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这是确定的。死亡作为人生的一种可能性，甚至是一种终极可能性，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将遭遇的。每一个人必须自己去领受自己的死亡，他人无法替代。而且，死亡这种可能性一旦变成现实，就意味着我们人生的其它可能性都将不可能。但是，死亡这种可能性究竟什么时候会光临我们，又是完全不确定的。这就是生命本身的无常性，也是死亡的常性之所在。当我们明白，在现实人生中，一切都是无常的，只有死亡才是真正的恒常，我们的死亡焦虑、死亡恐惧就可以得到适度消解。我们不是随时专注于死亡这种可能性，而是专注于当下真实的生活本身。所以孔子才说：“未知生，焉知死”。

二、生死互渗的体验与生活态度的理性化

死亡一方面消解生命的意义让人们怕死，另一方面也在创造生命的意义，让人不怕死。死亡从生命的终点逼迫我们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往往又以独特的方式创造出生命的意义。当人们对生命的意义有所领悟时，也就不会特别惧怕死亡。当一个人能够从生命的终点“死”回观“生”并做好随时接受死亡的准备时，他就为自己的生命奠定了基本的意义支撑，从而也就不会怕死而超越了生死。

人的“生”与“死”表面上看完全不同，但实际上，“死”并非出现于人生命的终点，处于人生过程的最末尾，而是渗透于人生的整个过程之中的。也就是说，“生”包蕴着“死”，“死”则意味着“新生”，“死”也可说蕴藉着“生”，这即所谓“生死互渗”。在人生的实践中，“生死互渗”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既有生理学的意涵，也有哲学及人类学的意涵。

在人生的过程中，生命有机体每时每刻都在进行新陈代谢，如细胞在不断生长、衰老与死亡，而新的机体又在不断地生成。在每一个活着的人体中，生理上的“生”与“死”实质上是不停地发生着，这是“生死互渗”的生理学意义。人“活”的过程同时就是“死”的过程，因为人“生”所流逝的时间，实际上同时就标识着人与“死”接近的时间，人“生”一日也就意味着人在社会中“死”去了一天。这既是“生”蕴含着“死”的客观事实，也是“生死互渗”的哲学意义。人自觉到“生”的同时，便会或迟或早地派生出“死亡”意识，这种“死”的观念将或隐或显地伴随人的一生。这是“生死互渗”在人类学上的意义。

“生死互渗”是人生中的一种实际存在状态。理解这一存在状况，就可以在意识上“先行到死”，由“死”观“生”，在“生”中学习“死”，在“死”中学习“生”。一个具备合理的死亡观的人，必能常常在思想意识上“先行到死”，站在人生的“终点”来观人生的“中点”；活着的人虽然还没有到达人生的“终点”，但“生死互渗”的实际状态以及提升人生品质的追求，则要求每个生者“先行到死”，由“死”来反观“生”。

对死亡的体验和观照提醒我们要珍爱生命，活出生命的品质与意义。珍爱生命就是不轻易放弃生命、不轻视亵渎生命，同时也要求我们直面生命的考验。在生命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会面临各种成长的危机和考验，有些考验甚至是灾难性的。挫折和危机是人生词典里不可缺少的一页，是生命中无法回避的一部分。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挑战，不回避生命中的种种考验，用坚强的意志来体会生命的艰辛、磨炼生命的韧性，这就是一种珍爱生命的态度。因为珍爱生命不仅是要“活着”，更重要的是必须活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如果我们感悟到了生命的意义，生命就会充满活力，就能充分体验到生活的幸福，否则，就会觉得心灵空虚，就会感到精神苦闷甚至绝望。

当人们从观念上先行一步，立于人生的“终点”，立于生死之界来返观我们的人生时，才能真正察觉自我的生命缺少了什么，人生中应该去追求什么；而且也会真正明白人生幸福与快乐的真实含义，人生痛苦与悲伤的真谛。由“死”观“生”的结果，可以使人自我定位，使人生活中的一切均具备好坏优劣美丑是非的价值判断，这就为我们的人生确定了方向、性质和内容。所以，一个人仅仅关注“生”，未必能很好地“生”；只有透悟了“死”，并能立于“死”的视角观察“生”，才能更好地“活”。既“顺其自然”地生，也“顺其自然”地死，这是在生命实践中更加明智理性的生死态度。

三、生死感通的领会与生命行为的情意化

生死不仅是相互渗透，生死还是相互感通的。“生死互渗”更多地是就自我生死的关系而言，是强调个人对自己的生死有一种自觉意识和理性化态度；而“生死感通”则是从“他人之死”与“自我之生”的关系视野来审视生死之间的关系，并进而建构生者与死者之间的生命意义关系。

每一个作为个体自我之人的死，对于他人来说，就成为“他人之死”；自我之死与他人之生构成一种共在关系。任何个体的生存总是与他人的生存联系在一起的，血亲关系和人际关系就是共在者之间的天然联系和社会联系。人们总是生活在家人、亲戚、同乡、同学、朋友、同事、邻居的关系之中。本人与他人的共在是人的生存最重要的属性之一。任何本人的死亡只是在肉体上解除了这种共在关系，却并不意味着在精神上也解除了这种共在关系。实际上，本人之死通过精神上的影响作用于他人的生存状态，表达着死者与生者的共在关系。

他人之死，这不仅是他人的生与死的关系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更是他人之死与自己之生的关系问题。因为他人之“死”会对自己的“生”产生活生生的“逼问”。家人亲友，一朝化往，躯体犹存，音容宛在，而魂灵却已飘渺。如果我们认为，这个躯体之所在也就是其精神之所在，那么，为什么这宛在的音容却不可得而再见了呢？这音容中所表现的深情厚意不可得而再接了呢？如果说死者的音容与深情厚意就像如此这般一逝而不再存在，可是为什么这音容又好像“宛在”呢？为什么此深情厚意又感刻于生者之心，甚至可以历久而不忘呢？如果死者的精神还在死者的躯体之外存在着，那么，后死者又将到哪儿去找到这还存在着的死者的精神呢？可以说，这些生死疑惑，或者说“他人之死”对于“自己之生”的这些逼问，既是人生的大悲哀，又是人生的大惶惑。

正是由于人的生死带来的巨大人生惶惑，催生了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几乎所有宗教都将解决生死问题以及生死逼问出来的人生问题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不同宗教对死者的祷辞，对死者加以超度的圣礼，所作的哀悼挽歌，以及修坟墓、庙宇等建筑的用心，实际上便代表了人类精神渴望解决这些大惶惑的崇高庄严和伟大神圣。但是，宗教是否真解决了生死两界的通达问题，实际上是有疑问的，对于那些不信奉宗教的人来说也缺乏说服力。

中国儒家以生者与死者之间的情意感通来说明这种生死之间的生命关系，则更值得我们认真体悟。在儒家对生死的理解中，从死者来说，死者虽然离开此世，但是对人世间的余情不断、遗志未了，就必然对世间产生种种的寄望。一个在弥留之际的家中老人对儿女指点家中的事，一个战场上伤重将亡的兵士对同伴呼唤快逃，都是这种寄望的呈现。

一方面，人明知其将死，已走到其现实生命存在的边缘，于是其平生的志愿便全部凸出冒起，表现为一种超出其个人人生的、对他人期望、顾念、祈盼的真诚。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就是这个意思。这样一种真诚的期望、顾念、祈盼，直接溢出其个人的现实生命之上和之外，并寄托于后死者。这就犹如其精神的步履行至悬崖之时，下临百丈深渊之际，蓦然一跃，搭上另一个人行大道，并直下通达后死者的精神之中。

另一方面，当后死者感到先死者的精神存在时，虽铁石心肠，也不能不感动。由此感动，后死者便真实接触和了解了死者的精神和死者的深情厚意。这一感动，代表了后死者本身对于先死者的深情厚意。后死者也因为这一感动，其精神超越了其平时的所为所思，而直下以死者的精神为其精神。这就是所谓“继承遗志”的生命意涵。

由此观之，生者和死者的相通，不是依靠知识和经验，而是依靠情意的连接和领会。就死者而言，其情意表现为死者对世间的余情与遗志；而就生者而言，其情意则表现为生者对死者的怀念、诚敬以及由此而生的继志述事之心。死者的遗愿、企盼，常常能感动生者。于是，生者便可以上继往圣先贤的伟志宏愿，光大天地祖宗的潜德幽光，这就构成了生者与死者之间的种种呼应。这种感通呼应，在中国文化中就表现为丧葬祭祀的各种礼仪和生命情感。这种深情厚意的感通，是孔子所说的“祭如在”之“在”的证明，也是“祭如在”之“在”的要求。在这里，“在”根本上不只是作为一个实体的生命在当下，而是生命个体的情意在场，是要将自己对于死去他人之鬼神的深情厚意从内心升起，并在当下呈现出来、表达出来，并将死者的深情厚意传承下去。（作者为浙江传媒学院生命学与生命教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