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胡宜安

我们正处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而对疫情的全方位思考也是抗疫的重要内容与方式。然而，对新疫情的思考如果仅停留在技术与体制层面，那显然不够全面与深刻。绕开“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这个名词中的技术性内涵，它就是一种新的瘟疫，而自古以来瘟疫的意象就是死亡。我们不妨在“死亡”这一触底层面上，将新疫情理解为生死大事件，从生死学角度去反思，思考人们对新疫情做了什么以及新疫情下的人们又怎么样了，或许不难发现，提升人们自我意识素质的紧迫性丝毫不亚于抗疫本身，甚至更加艰难且耗时。

一

瘟疫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瘟疫的产生自有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同时又离不开人的影响与作用，这就是瘟疫的二重性本质。

瘟疫的存在伴随着人类的历史，人类对瘟疫的应对及解释也在不断演变：古代社会，人类应对瘟疫的力量极其有限，那时的人们将瘟疫纳入某种神秘力量的解释框架；近代以来，人们在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中将瘟疫纳入科学的解释框架之内，瘟疫是科学要征服的对象；在现代社会，人们在完善社会制度的努力中，将瘟疫纳入社会卫生防疫体系的框架之内，并致力于在制度层面上防控瘟疫的发生与蔓延。瘟疫从被解释为神秘力量，到自然事件再到卫生防疫，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不过，我们都只是从人与瘟疫对立的角度去解释它，将瘟疫理解为某种外在的客观力量，这就如同疾病一样，我们所做的就是消灭它。可是别忘了，瘟疫与人类共始终，如同疾病一样，但不同的是，疾病表明了生命个体的自身缺陷；而瘟疫则表明了人类整体的自身缺陷。我们不能只是喊抵制它、消灭它，这远远不够。我们不如换一个角度，从生命死亡的角度去理解瘟疫，试图去了解作为死亡形式的瘟疫、我们面对瘟疫可以做什么以及如何与之相处。

如果站在生命个体的视角，那么，瘟疫的背后隐藏的就是生命的脆弱与无常，它是任何个体生命、在生命的任何时期都可能遭遇到的死亡。新疫情的本质如所有的灾难一样，是以群体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死亡实现方式。

如同疾病一样，既然瘟疫是生命死亡的实现方式，那么，我们就应该有某种自我意识的准备，将瘟疫随同灾难一道纳入我们的自我意识之中，让身处疫情中的我们有足够的理智与理性从容应对。

热爱智慧的人们把自我意识看成是人类智慧的最高境界。在希腊，古老的德尔斐神谕告诫人们：“认识你自己”。这个神谕永远提醒和鼓励人类去探索自身的奥秘。殊不知，这个神谕是从特拉普修道者的一句问候语转化而来的。这句问候语是：“记住，你将死去。”也就是说，记住你将死去，意味着认识你自己。于是，柏拉图说：“哲学就是死亡的练习”。鉴于这种认识，西塞罗认为，智者是用其整个生来准备死。我们所需要的是向疫情学习，在疫情中学习，增强抵御疫情的能力。

生死学就是生死智慧之学，其有两个重要目的：一是旨在解除生死问题的神秘性。让人们以科学的眼光去透析生死，真正了解生命与死亡的本质与意义，坦然面对生死，克服死亡恐惧；二是旨在赋予生死问题以神圣性。使人们以审慎的态度对待生死，真正懂得生命的宝贵，做到敬畏生命，关爱生命。

反观疫情中的现实，人们恰恰在这两个方面出了问题：一方面是表现出极度的恐惧与焦虑，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生死的极其草率与不负责任，从而令疫情得以扩散与蔓延，无形中增加了疫情防控的生命成本与社会成本。

二

有两则寓言有助于我们概括新疫情下人们的生死百态：

一则：在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达摩问年轻王子优底提罗：“一切世上惊奇的东西，哪一样最是让人惊讶的？”优底提罗的答复令达摩很满意，他说：“每个人都看到所有身旁的人逐一死去，却没有人相信他自己也会死。”

二则：死在撒马尔甘城。传说某一天，国王的爱将急忙跑来要一匹快马。国王问何事，爱将说在半路上遇到了死神，他要跑到很遥远的撒马尔甘去避难。说完他就上马而去。国王召来死神，责备它吓怕了国王的爱将，死神解释说，“我没有啊，我也正要赶往撒马尔甘！”

思考疫情下的种种现象，我们不难发现现实正是这两则寓言的真实版：一方面谁都不会想到瘟疫会发生在自己身边，甚至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而另一方面，一旦发现自己身处在疫情之下，则表现出本能的惶恐与逃避，反倒加重了疫情。

疫情的扩散与蔓延与人们的普遍恐慌有内在联系。比如，在新病毒人传人已经非常明确之后，武汉封城之前，大批人员基于恐慌与对死亡的恐惧而离开，殊不知，他们自身便可能是病毒的传播者。

而在疫情下，人们的普遍恐惧无疑会造成社会混乱，从而加大了疫情中的社会恢复成本。

就一般人的理解，似乎是新疫情引起了人们对死亡的普遍恐惧。

铺天盖地的疫情信息大概是我们这些天生活最主要一部分了。微博、微信群、朋友圈，刷屏着各种角度的文章和谣言，就连人们谈论的话题也都是关于疫情的。人们都表现得焦虑而恐慌，甚至有些人感受到了头晕、恶心等等生理上的不适。

我们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疫情的洗礼，在技术层面上，我们对瘟疫的科学认知与技术控制取得了长足进步；在体制层面上，我们有了相当成熟的社会反应机制，应该说，无论在哪个方面，我们有了从容应对重大疫情的强大保障。可是，这些并没有消除人们面对瘟疫的恐惧，从而造成疫情防控的各种成本更大。

这就产生了一个内在悖论：应对疫情的社会进步却无法带来应对疫情中人们心理素质的提升！

瑞典导演博格曼的《第七封印》描绘了在百年疠疾黑死病中，欧洲大陆普遍存在着的“世纪末”的死亡恐惧氛围，他借死神与布洛克的对话告诉我们：“多半的人活着，从来也不考虑死亡以及生命徒劳这类问题。”这无疑告诉我们，从未思考死亡的人必然陷入死亡的恐惧之中。这大概也是当下国人普遍恐惧的内在原因。

我们从来不思考死亡，不接受死亡。一旦瘟疫来临，瘟疫自然呈现出某种异己性，令我们便陷入无名的恐惧之中。

因此，与其说瘟疫令我们无常与失序，不如说是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混乱失常，面对疫情方寸大乱。

我们的文化向来总在回避死亡，这令我们无法从容应对突如其来的集体恐惧事件。这种局面必须改变，不改变，我们何以应对不确定的未来？可见，诉求于生死教育的死亡启蒙已是迫在眉睫！

三

美国诗人约翰·唐恩说：“每一个人都是这广袤大陆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包孕在人类之中的，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每一个人敲响”。

自人类诞生以来，瘟疫便如影随形，所以瘟疫不是个体的事件，而是群体的事件，人类的瘟疫史表明：从来就不是一个人或单个的人面对瘟疫，而是一个共同体的面对瘟疫。人类在瘟疫中从来就是“同生死，共命运”。

抗击疫情，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防控疫情，人人有责。”面对这次传染性极强、且潜伏期长的新病毒疫情，没有谁能够置身事外，也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因为，在新疫情之下，人与人之间的生与死是相互关联、紧密联系的。

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为维护、守护生命共同体而努力。我们理解并遵守从中央到地方做出的一系列防控疫情的举措与政策，同时感动于那些置自身生死于不顾的“逆行者”的大爱。他们都在为维护生命共同体而做出自我牺牲，这是我们取得战疫胜利的前提与保障。

遗憾的是，在疫情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有些人却对疫情防控通告置若罔闻，依旧我行我素。这些人要么隐瞒自身行踪，要么隐瞒感染病毒的实情，实际上成了移动的病毒传染源，导致了疫情的扩散蔓延。

例如，四川雅安发布通报，69岁男子侯某有意隐瞒途经武汉汉口返回雅安的事实，且多次在外活动，密切接触群众达100余人。2020年2月3日，潍坊市公安局奎文分局依法对故意隐瞒旅行史和接触史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张某芳立案侦查。

这些人的“胆大妄为”表面上或是“不怕死”，或是心存侥幸，以为不会被传染或传染他人，根本则在于不知敬畏。不知敬畏还表现为冷漠与自私。武汉有一小区，有位大妈为了保护自己，把小区的门锁起来，不让下班的护士回家休息，而且放言说就是因为小妮子是医院的，怕传染上我们，所以不让你进来。更有甚者，在严峻的疫情形势下，仍有人依然故我地捕食野生动物，如在北京、广州、贵州等多地都查获相关贩卖与食用野生动物的案件。

理性的人绝对不会生活在对死亡恐惧的阴影之下，也绝对不会对死亡无动于衷，无论自己的死还是他人的死，而是对死亡持敬畏之心。如前所言，瘟疫的发生根源于人类自身的缺陷，这种缺陷自然要求我们常怀敬畏，包括对自然的敬畏。唯有敬畏，我们常怀谦卑之心，才懂得关爱生命，才会彼此相爱，才去呵护自然。这样，人类也才变得足够强大。

我们总说多难兴邦，关键就在于经过每一次灾难后，这个邦的人民，是否会长记性，是否能够成长？

只要在灾难中的人民，重塑了爱人如己的信仰，重建了天人合一的智慧，那么无论这灾难导致了多大的危害，我们最终都能战而胜之。而爱人如己是基于对生命的敬畏，因为唯有敬畏生命，才能树立爱人如己的生命信仰，也才有对生命共同体的维护与守护。天人合一则是在人类生存危机如此严峻的时代，一个民族能够永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学会敬畏，敬畏生命、敬畏死亡、敬畏自然。这既是我们战胜瘟疫的根本前提，也是降低瘟疫发生概率的根本前提。（作者为广州大学教授、知名生死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