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雷爱民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踞；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刷，欧洲就会失去一角，这如同一座山岬，也如同一座庄园，无论是你的还是你朋友的。不管谁死了，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
——约翰·多恩
新冠肺炎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伤害。灾疫之下，经济社会发展受到制约，人的恐慌焦虑情绪难平，死难者众多，死难者家属的悲痛情绪难以化解。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成为当前疫情防控中亟需应对和解决的问题。纵观人类历史上传染病爆发的情形，类似的问题颇为常见。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由于感染疫病死亡的人数较多，且染病的死难者携带传染性物质，这给殡葬工作者带来了巨大挑战。在疫病流行的特殊时期，殡葬人有着重要而独特的责任与使命。殡葬人应在疫情防控中贡献自己的力量，明确和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和神圣使命，这事关整个社会的公共卫生安全、防疫救灾进程、死难者家属悲伤抚慰等事宜。
一、公共卫生责任
在疫病流行之际，殡葬人首当其冲的是要肩负起公共卫生防护之责任。通常，感染疫病而死的人是细菌和病毒等传染性物质的携带者。殡葬从业人员首要的工作是接收和处理死难者遗体，如何防止遗体成为传染源、影响更多人成了直接关系公共卫生安全的首要事务。关于如何对疫情死难者遗体进行消毒和相关卫生处理，近日，民政部办公厅印发了《殡葬服务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遗体处置及疫情防控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工作指引》规定了殡仪馆工作要求、工作人员具体的操作细则及感染者遗体消毒与卫生防控指导细则等。
严防死守疫情传播扩散、切断病毒传染路径是防疫的重要手段，感染病毒死亡的人是确切的传染源，殡葬工作人员在服务过程中，必须把感染者的遗体处理当成是疫情防控的重要一环。如果病毒在殡葬服务过程中得不到有效防控，那么势必导致疫病在医院、接尸地点、殡仪馆等接触到传染源的公共场所蔓延，将对公共卫生安全造成巨大威胁。殡葬工作者要按照民政部门的要求，规范地开展殡葬服务。这既体现出对死者的尊重，也利于预防与控制遗体携带的病原微生物在运输过程中的传播、扩散。殡葬服务人员要采取“标准预防”策略，采取措施预防感染，如根据预期可能的暴露，使用专门的手套、隔离服、口罩、护目眼罩等，以及选用防渗漏的接尸袋等；穿戴合适的防护用品，处理遗体环境中污染的物品和医疗器械等。
通常，因甲类或按甲类管理的传染病、新发传染病或未查明病原体的传染病导致死亡的遗体，包括鼠疫、霍乱、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应由收治的医疗机构或疾病防控机构负责消毒处理。本次新冠肺炎属于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乙类传染病，死者遗体消毒密封工作应由医务人员负责。值得注意的是，在医院或专门机构确诊死亡的感染者，医务人员会进行消毒密封处理，但是，居家隔离或疑似的死难者遗体如若直接交由殡葬工作者，我们应尽量做好防护措施，按规定严格消毒、全程密封。这既是对从业人员生命安全之保护，又是殡葬人履行公共卫生安全责任的表现。
二、救灾活民责任
殡葬服务是民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疫病流行时的殡葬人肩负着救灾活民之重任。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各级政府就承担着防疫救灾的重要责任。由于疫病的传染性，未经妥善安置的遗体势必进一步传播疾病，危害他人和周围环境。这一点中国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了，并被列为国家疫情防控的重要措施之一。
史书记载，中国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了处理无主遗体的做法，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会掩埋死者遗体。南朝梁武帝时，郢城大疫，全城十余万人，死者十之七八，朝廷遂命人给死者赐棺器盛殓，以防止瘟病传染。唐朝对瘟病时期掩埋尸体十分重视，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得知“突厥种落，往逢灾厉，病疫饥馑，殒丧者多。暴骸中野，前后相属”，马上派使者沿长城分道巡行，发现尸骸迅速掩埋。宋代时，官方每于灾疫过后招募僧人掩埋尸体，以度牒为奖励。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官府遂招募志愿者，规定凡掩埋尸体达200人者，则给度牒一道作为奖励。从北宋末年开始，全国各地普遍设立漏泽园制度，以掩埋因贫困无以安葬的无主尸体，这极大地减少了由尸体繁殖传染病毒细菌的机会。感染的遗体处理恰当，对疫病的传播源而言可谓是釜底抽薪。在当前防控疫情的重要时期，殡葬人规范合理地处理遗体，正是作为救灾活民的重要力量和重要环节，履行其责任。
在中国历史上，防疫救灾不光是各级政府的基本责任，而且还是国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礼·再春官·大宗伯》说：“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凶札，以吊礼哀祸灾，以禬礼哀围败，以恤礼哀寇乱”，每当国内发生自然灾害，诸如饥荒、瘟疫等变故，国家会以依据“荒礼”，采取积极的救灾措施，来救助饥荒与遏制疫病流行。“荒礼”作为国家规定的“凶礼”之一，它与丧礼一起成为特殊时期缓解邦国之忧的制度设计，这种设置对于当今中国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南宋董煟总结历代救荒赈灾政策利弊得失，写成《救荒活民书》；邓拓又全面探讨了中国历史上自远古以迄于中华民国历代灾荒的实况，“救荒活民”不仅是一种暂时的紧急应对措施，还是一种长远的国家制度设计，它与国家机关的架设、政府的工作内容、殡葬人的职业伦理等紧密相关。
三、悲伤抚慰责任
殡葬人在与疫病中失去亲属的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还肩负着为丧亲家属代为料理后事以及安抚丧亲家属悲痛情绪的责任。在疫情蔓延之际，为了遏制其持续不断地扩散，日常的告别仪式、追悼会等人员聚集的活动都被取消了。通常情况下，染病致死的人由医院或公安机关确认后，就直接交给殡葬人进行紧急处理了。因此，亲属除了确认死亡、同意火化之外，便无更多机会参与到亲人的后事料理中了。没有丧葬礼仪、没有亲朋好友，甚至人们的丧亲之痛也来不及抒发，逝者就被殡葬工作人员带走处理了。这对于失去亲人的人来说是个巨大遗憾和难以释怀的心结。紧急处理感染者遗体以及丧事从简，这是从疫情防控角度来考虑的，也是为了更多人生命安全不得已而为之的。因此，丧亲家属虽然心情悲痛，但是大多能够理解这种特殊时期的紧急做法。可以想象，如果丧葬环节出现疫情失控，势必因为感染病毒而使得更多人染病。如果丧亲家属在疫情高发期暂时失去了为亲人料理后事的机会和能力，那么殡葬人此时就应该承担起代为料理后事的角色和责任。
事实上，殡葬人是承担起了这个角色。除了涉及的具体事务外，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殡葬人默认了丧亲家属的后事托付和代理，逝者家属就与殡葬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此时，殡葬人在他们心里或许就不仅是某个机构的工作人员，而且是要为亲人料理后事的伦理主体。这个过程可能没有直接的托付和正式文件，但只要殡葬人征得了亲属同意、接走了逝者，后事料理实际上就托付给了殡葬人。无论承认和愿意与否，殡葬人在此期间都有“类亲属”的伦理责任，并有两项基本义务：一是以同理心为据，以类同亲属的角色对待交托的逝者、料理他们的后事，不可在态度上加以区别；二是以亲属般的态度，安抚丧亲家属的悲痛之情。简言之，殡葬人必须为逝者料理好后事，同时，还应该在与亲属接触过程中以适当的方式安抚丧亲者悲伤情绪。只要认同殡葬人有安抚丧亲家属悲伤情绪的义务，那么，从接触逝者亲属开始，殡葬人就必须以同理心理解亲属的悲痛和难以释怀的情绪，并通过言语、肢体动作等方式，在接送逝者的过程中体现出尊重、谨慎和关怀之意，让家属放心地把逝者交托给自己。
在完成遗体火化后，后续与亲属接触时，殡葬人其实可以为丧亲家属准备一点小礼物，哪怕一盆绿植、一个逝者灵位、一张介绍逝者的人物卡片等，这些东西虽小，但它们或许可以向丧亲家属传递殡葬人的热心和关爱，让他们感受到殡葬工作者的真挚情谊。只要亲属有此感受，大概他们的自责和痛苦可以缓解一点，或许不会因为无法送亲人最后一程而遗憾终生。
北宋著名思想家张载曾在《西铭》中阐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他认为天地万物、天下百姓都是自己的亲人朋友，我们对他们都负有道德义务。他还说：“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按张载的理解，那些处于艰难困苦中的人更应该得到我们的关爱和帮助。因此，殡葬人把疫情中的逝者及亲属当成自己的亲朋，安抚他们的悲伤情绪，为他们的艰难处境提供帮助，这既是殡葬人的道德义务，又可减少日后丧亲家属因无法抒发悲伤情绪而导致社会问题的几率。
四、悲天悯人意识
疫病无情人有情，殡葬人面对众多可怕的死亡事件、悲伤得难以自持的家属，难免产生悲天悯人的意识。死亡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不愿意接受、甚至害怕和厌弃的事情，平日里人们还可以与逝者告别，或者以某种形式悼念亲人。人们通过葬礼等一系列活动，终究还是可以找到悲伤的出口与纪念的方式。因此，一般的死亡虽然难以接受，但是不至于让人感到无法解释、不能理解，可对于疫情中的逝者，亲人总是觉得太过突然，难以置信、甚至不能理解。每一个失去亲人的人难以释怀都是可以理解的，当人们回望疫情中受到伤害的人，会发现已经有那么多无辜的人死去或者正在经历巨大痛苦。这时候我们很容易产生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一方面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另一方面对人类整体的处境感到悲悯。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的生死大概就是如此。我们是人类的一员，我们面临同样的处境，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拥有共同的有限性与脆弱性、祸福吉凶。或许人只有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身命运与他人命运联系在一起时，我们才可能与他人同悲同喜，并为改变共同的命运而努力奋斗。
当意识到灾难面前人类风雨同舟时，我们势必更加尊重和认真对待疫情中逝去的人们，因为他们也是人类的一部分，他们因为灾难突然降临而死去，他们的死亡惊醒了社会，为更多人活下去提供了契机。因此，包括殡葬人在内，人们没有理由漠视疫情中无辜死去的人，更不能将其污名化，恰恰相反，我们应该悲上天之不足，悯人生之多艰，自强不息，方可安抚苍生、告慰亡灵。（作者为北京物资学院教师、中国当代生死学研讨会发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