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上海市殡葬服务中心副主任钱天才

死亡是生命的必然归宿。而殡葬活动，则是仪式化的生命终极关怀活动。从这个意义上看，殡葬活动是最古老的生命文化教育活动，也是历史最悠久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一方面，殡葬活动缘起于人类生命意识的自觉，其主要功能在于给予生命最终极、最本质的关怀；另一方面，殡葬活动有助于社会道德体系建设，发挥其心理调适、社会整合、个体社会化以及文化和交往等社会功能，进而推动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

但一段时间以来，殡葬最为本质的生命教育和道德教育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有意无意消解了。新时代，应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保障基本民生、打造生命共同体的高度，开展殡葬生命文化教育，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助力。

一、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来推进殡葬行业的生命文化教育

新时代，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推动殡葬改革的政策，其主要目的都是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关联的。2013年，中央两办印发《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带头文明低碳祭扫，传承先进文化”“弘扬慎终追远等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民政部等九部委出台《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要求：“充分依托现有殡葬设施资源，建设一批生命文化教育基地，打造优秀殡葬文化传承平台”。这是新时代政府层面第一次提出在殡葬行业开展“生命文化教育”，并且明确其目的是“打造优秀殡葬文化传承平台”“弘扬慎终追远等优秀传统殡葬文化，引导群众逐步从注重实地实物祭扫转移到以精神传承为主上来”。2018年，民政部等十六部委再次联袂出台《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更加清晰地指出了殡葬行业开展生命文化教育的目的和要求是“充分依托殡葬服务纪念设施，建设生命文化教育基地，打造优秀殡葬文化传承平台，弘扬尊重生命、孝老敬亲、厚养薄葬、慎终追远、天人合一等思想文化”。

国家层面的三份指导性文件，一次比一次更明确地界定了殡葬行业开展生命文化教育的主要任务和目的，那就是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概括而言，殡葬行业开展生命文化教育，需要传承三个层面的文化。

一是慎终追远的人文观念。尊重生命，礼敬逝者，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实践中就蕴含在“慎终追远”的基本哲学和生活理念之中。“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是中国传统殡葬文化的核心理念。在个体层面，它着重解决的是生命的终极关怀问题；在社会层面，它涉及家国传承与发展、社会和谐与稳定等重要议题；在文化层面，它提出了文化传承的路径：个人传承先人和家族文化，并由家及国，直至天下，形成一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传播、传承路径。

换个视角看，这一概念以生命为中心，囊括了“生前、死后”最完善的生命关怀过程，这与“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要求也是相吻合的。在这里，“慎终”的“终”可以做两种解释。其一，可以理解为“终老阶段”，即临终关怀。中国人强调养老送终，在传统观念中，“送终”是大事，“送终”的相关活动和仪式，就富含“临终关怀”的意义，这是死前的临终关怀，即“事之以礼”，所以，我们今天，在理解“慎终追远”的时候，不仅仅要关心人逝世的事情，更要关注终老阶段的临终关怀问题。其二，可以理解为“终死”，即在死亡发生后，应按照“葬之以礼”的礼仪规范，审慎妥善地给予生命最后的尊严。

前面讲的是“慎终”，而“追远”则处于祭祀阶段，主要强调是继承先人的遗志，追念先人的懿德范行。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儒家“特别注重丧祭礼，则人人皆得在其子孙之记忆中，得受人知之不朽。此儒家所理论化之丧祭礼所应有之涵义也。”并以此教育后人，继而达到“民德归厚”的目的。

今天，我们要注重从完整、全面、系统的意义去理解“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从而实现其生命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功能。

二是“百善孝为先”的伦理观念。肖群忠先生曾指出：“孝作为人类内发而自然的至诚之爱是中国传统社会与人际关系得以展开的精神基础，可以说，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深层的元意识。”孝对个人而言，是“继往开来”，“继往”，体现在尊祖敬宗、崇拜祖先；“开来”则表现在承继香火。《孝经》说：“父母生之，续莫大焉”，还有我们常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继往开来”，不仅体现在个体层面，也投射和扩展到了社会层面，扩充到整个民族与历史文化的永恒延续上。从这个视角看，中国传统的孝文化，既珍视个体生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也讲究个体生命与家族生命的延绵。在殡葬活动中，强调“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就是将“孝”的传承原则，集中在精神传承上。并通过“移孝作忠”的路径，将“孝”的原则，由个人上升到国家、民族和文化的高度，把孝亲转化为爱国，将个人、家庭、家族、国家一起关联起来，构成紧密的传承体系，也许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而不断流的秘密就潜藏其中。这种由近及远、由易及难、情形并重的符合教育规律的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

三是“立德立言立功”的价值观念。海德格尔曾指出，如果不能对死的意义有所领悟，则终难把握生的价值。也就是说，只有依据对死的意义的理解，人才能相应地确认自己的人生态度，建立社会生活的行为原则和价值系统。而对于死与生的基本意义的理解，则是人生价值系统的基础与内核。儒家文化认为“死生有命”，死乃是必然的。对这一看起来十分悲伤和无望的结论，儒家开辟了一条超越的道路，即：人只有在有限的人生中，开展对“道”的不懈追求，才能具有超越死亡的意义，为此提出了“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三不朽”强调以身载道、干事创业、开创一家之言，造福社会、造福国家。这开创了“入世”而“不朽”的超越道路，奠定了中华文化刚劲有力的发展基础。在现代性病症影响泛化的现代社会中，强调“三不朽”，可以很好地治疗意义虚空、价值虚无的现代病，鼓励人们以活泼向上的生命姿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创造美好生活。

在沉溺物质、漠视生命、价值虚无普遍蔓延的当下，我们将目光投向“轴心时代”的儒家文化，就能感受到智慧与力量。当前，我们要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生面，推动传统生命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打造生命文化教育、生死教育的“中国样板”，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二、从保障基本民生的角度来审视殡葬行业的生命文化教育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殡葬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紧跟时代脚步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改革过程中，仍旧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林林总总的问题背后，其主要症结就在于殡葬行业将视角聚焦于“遗体”本身，而不是“生命”本身。

对此，政府洞若观火。因此，无论是九部委《指导意见》还是十六部委《指导意见》，都强调“生命文化教育”，都要求“更加注重精神传承”，跳出了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殡葬行业以遗体为中心的窠臼，开辟了精神传承、生命文化教育的新天地。

在这里，生命文化教育这个新语词背后，包含了深刻的思想和行为变革。语言既是现实的，也是过程的。在语言中表现过程，在过程中生成语言。新中国殡葬话语的变迁史，是中国殡葬的发展史，也是民生需求不断被满足的奋斗史。

（一）立足民生需要推动殡葬改革

殡葬工作是社会基本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生的一部分。民生，从人的生活横断面看，是衣食住行；从人的一生的纵断面看就是生长老病死，而且“死”是“最震撼”、最基础的民生。回望历史，每个时期，殡葬主要任务的变迁，都源于社会的需要，源于民生的需要。譬如，新中国成立之初，保障人民健康是最大的民生，殡葬行业的主要任务就是疗治战争创伤，清理露尸、积柩、浮厝，创造卫生健康的环境。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地矛盾突出，传统土葬占地面积大，在毛泽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倡导下，提倡火葬、移风易俗成为基本国策。改革开放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反映在殡葬领域，就使得殡葬管理体制变革成为时代主题，多种经营体制，让多元供给成为常态。及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多元，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需要，“生命文化教育”就成了推动殡葬改革发展的“显学”。

当前，殡葬事业改革发展已步入深水区、攻坚期。在部分城市，墓穴越来越小，在现有骨灰体积下，有些墓穴产品已近乎节地安葬的极限，但基于土地资源越来越紧张的事实面前，如何实现转型？满足人民群众精神需求，从生命文化角度入手，从保存遗体（骨灰）向保存人生文化转向是必然趋势，也可以说是“刚需”。故而，新时代殡葬人必须将开展生命文化教育提升到保障民生、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高度予以推进，才能更好回应人民期盼，实现自我变革。

（二）立足社会需要推动殡葬变革

任何社会活动都承担着自身应有的社会功能，殡葬活动亦如此。从社会层面看，殡葬工作需要接续因个体逝世而断裂的社会关系，恢复逝者亲属的社会功能，增加其社会资本。这是由人的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殡葬活动，从这个层面来看，殡葬活动关注的是生者。中国传统社会就以殡葬活动是否符合礼制要求来作为判断孝顺与否的标准，是否孝顺，又成为评价个人的重要指标。而无论是接续社会关系，还是恢复社会功能，抑或是提升社会评价、增加社会资本，都是精神层面或者说是文化层面的事情。概言之，从社会需要的角度看，殡葬活动所要实现的恢复社会功能、增加社会资本，是精神需要、文化需要。基于此，新时代，殡葬行业应推动行业焦点从“遗体”转向“生命”本身，剥离附着其上的种种表象。通过生命文化教育这种形式，把殡葬业纳入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体系，既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开辟新阵地，也为促进殡葬业的社会化发展提供动能，实现应有的社会功能，满足社会需要。

三、从生命共同体的视角来促进殡葬行业开展生命文化教育

殡葬活动既关涉个人精神生命的延续，也是社会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殡葬行业开展生命文化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行业本身，而是要用系统的、全面的观点去审视，自觉将殡葬行业放置在城市生命共同体、生态生命共同体、文化生命共同体的视野下去考虑。

第一，树立城市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亚里士多德曾说，人们为了活着而聚集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居于城市。大规模的城市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巨变，也是最不容忽视的事实。殡葬行业在城市化进程中，发生了质的变化。以上海为例，近代以来，随着人口的聚集，死亡人口也相应增加，传统的遗体处理方式，比如土葬、暂厝，甚至是抛弃、露尸，潜藏着巨大的卫生防疫威胁，对市民健康造成威胁。同时，传统土葬也与上海城市建设和发展格格不入，推行火化以抑制疫病流行，建设公墓以促进城市建设，就成为城市管理者的不二选择。因此，上海也成为中国近现代殡葬的发源地。当前，殡葬行业开展生命文化教育，推进殡葬事业改革发展，也应紧紧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构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把殡葬行业视作城市生命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争取社会的关心和支持，共同为“逝有所安”做出贡献。

第二，树立生态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正式提出了“生命共同体”的重要概念，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高度概括，也是殡葬行业推进生命文化教育的重要遵循。殡仪馆在遗体处理、遗体火化、污水处理等环节中，公墓在选址、营造、运营过程中，市民在祭扫过程中，都应当树立“生态生命共同体”的意识和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追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和谐统一的活动状态。

最后，树立文化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十七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曾用诗的语言，描绘了文化生命共同体的概念：“无论谁死了，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在殡葬行业开展生命文化教育，尤其要注重保留逝者的人生文化，著名思想家于光远曾指出：“每一个人有一点好的经验，整个社会就进步了，整个社会、整个人类历史就是靠这一点点一点点加起来的”。因此，我们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度，去审视人生文化的保留工作，这既是部分与整体辩证关系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文关怀的必然要求。基于此，可以开展多层次的人生文化整理和保存的工作，以生命的名义，从文化的高度，推动殡葬事业改革实现从保存遗体到保存文化的跃迁，继而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综上所述，殡葬行业开展生命文化教育既是传统优秀文化传承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时代赋予的庄严使命，更是给予人自身、生命本身以关怀的本质需要。为此，殡葬行业当以生命文化教育为犁铧，耕耘生命的沃野，并在这里结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