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期，本文作者以叙事医学为框架，通过分享绘本中的死亡叙事，理解在面临“亲人之死”与“自我之死”时死亡的意义。本期，作者将继续与我们分享经典文学中生命叙事以及面对死亡的生存智慧，提醒我们要珍惜生命，充实而有意义地度过生命的每一天。

疫情下的生命叙事与清明节的哀思寄托（下）

 文 /  杨晓霖　James Jing　凌志海

二、文学中的瘟疫叙事：不要让恐惧成为致死的瘟疫

“斯芬克斯之谜”是希腊神话中关于死亡的一个寓言故事。斯芬克斯问：“一种动物早晨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走路，腿最多时最无能，这是什么动物？”俄狄浦斯给出了正确的谜底，这种动物正是“人”。那么，这个故事里的斯芬克斯代表的是什么？与其说它代表的是死亡，不如说它代表的是人类对死亡的恐惧。斯芬克斯之谜在死亡哲学中有两层寓意。首先，人在面临死亡时，人生智慧可以被开启，死亡是最好的人生导师；其次，人生可以理解为一个渐次走向死亡的过程。当我们认清“什么是人”“什么是死亡”时，对死亡的恐惧也就消失了。正如斯芬克斯坠下悬崖，消失在我们面前。

这个故事的死亡寓意让我们想到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充满死亡哲理的短篇叙事《斯芬克斯》。小说开篇就提到“流行霍乱的可怕日子”“每一天会迎来熟人去世的消息。从南方飘来的空气中也充满死亡的气息”“这让人痉挛的死亡意识已经完全占据了我的灵魂。”对霍乱和死讯的叙述给故事制造出浓郁的死亡气氛，这似乎呼应着当下新冠病毒肆虐的氛围。故事发生在纽约爆发霍乱疫情期间，叙述者“我”应邀前往朋友的乡间别墅休养两周。在此期间，叙事者多次声称看到了近处山边的巨兽。叙事者“我陷入了无边的惊惧之中，认为那个怪物的出现也许是死到临头的凶兆”。

可住在一起的朋友却说什么都没有看见，并拿出《自然史纲要》，翻到其中一页为“我”讲解。原来所谓“巨兽”不过是一种名为“斯芬克斯蛾”的鬼脸小昆虫，当身长不过“1/16英寸”的生物在距离“我”的瞳孔仅“1/16英寸”的地方爬行时，便被放大成了叙事者眼中的“巨兽”。这部经典的哲理小说提醒我们警惕，对死亡的恐惧在瘟疫时期不应该被非理性地无限扩大，我们应该回归对生命和死亡的正确认识。在疫情下，随着每天患病及死亡人数的增加，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感觉到死亡焦虑的存在。其实早在疫情之前，死亡焦虑就一直隐蔽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里，比如分离焦虑、中年危机、空巢综合症、更年期综合征，都有大量死亡焦虑的影子。

爱伦·坡的另一个短篇故事《红死魔的假面舞会》讲述的是红死病肆虐期间，普洛斯佩罗亲王置国内民众的生死于不顾，带着自己的亲信和一些艺人到偏远的城堡躲避，其间举办了一场极尽奢华的化装舞会。到了午夜，突然出现了一个化装成红死魔的人，亲王非常愤怒，下令逮捕此人，并要当场杀害他。当人们拉开神秘人的衣服和面具后，发现里面并没有任何东西——他只是红死魔的化身。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疫情时期不要聚会，哪怕是远离疫区的偏远地方，也必须做好防疫工作。同时对于瘟神和死神，我们要淡定，我们越慌乱，越绝望，就对制伏疫情越不利。

在《致死的疾病》（The Sickness unto Death）中，哲学家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1813-1855）提出“对生命的绝望”才是“致死的疾病”。在新冠疫情下，我们不要让对瘟疫和死亡的恐惧成为真正的“致死瘟疫”。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在席卷全球的疫情下做到不恐惧，同时积极寻求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呢？首先，我们应该理解，失去生命不一定是人生的失败者，活下去的人并不一定是生存的胜利者。在许多故事中，我们都能领悟“丧失生命，反得生命”（Giving up my life to live anew!）的道理——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去，就仅是一粒麦子；然而落在地里死去，就能结出许多新麦子来。

介子推、王羲之等伟大的华夏先人，不断得到后人的凭吊与追思，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都“战胜”了死亡，并实现了精神层面的延续。在疫情中牺牲的医护人员，他们用个体的死亡给其他人带来生的希望，保证了人类的存续。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活着。就像前两年一部风靡的影片《寻梦环游记》的亡灵节告诉我们的一样，只要有人还在记住我们，我们就没有真正死去。因而，生与死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当《论语》还有人读，孔子就没死，当命运交响曲还在回响，贝多芬就仍然活着。他们都实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永生。死亡，其实是一种遗产，消逝者将他们的“曾是”和“曾在”遗留下来。

三、少女之死与安宁疗护：改变一个时代的死亡叙事

一个人的死亡可能对另一个人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借由这个人可能产生改变生命和死亡文化的力量。这里我们要讲日本安宁疗护创始人日野原重明的故事。在刚行医时，一位少女的死亡让他思考了医学的局限性和人文关怀的可能性，并改变了许多人的死亡方式。16岁少女因结核性腹膜炎恶化反复发烧住院，母亲因为家贫需赚取生活费与医疗费，无法待在医院照顾女儿。后来少女病况恶化，双手合十对日野原说：“医生，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我真的熬不住了，我妈妈一直为我操心，请帮我转告她，谢谢她，但很抱歉。”听到即将死亡、并表示已然接纳命运的少女的这席话，日野原不知如何回应。日野原没有答应转告的事情，反而安慰少女说，不要说傻话，你会好，请你再振作些。

这时少女脸色突然大变，吐出胆汁，大大喘了几口气，就没了气息。日野原大喊：“护士长，打针、打针！”并帮她注射了强心剂。在医护人员的慌乱抢救中，少女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段经历成为日野原重明往后重视临终关怀，并创设日本首家安宁医院的重要原因。在此之前，日野原一直以为医生是挡在疾病的前面，全力救治病患性命的英雄，而不是眼睁睁地看着患者被死神召唤走。然而，经历这次事件之后，日野原意识到不管医学科学和技术再怎么高速发展，人类仍然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当患者感到死亡到来，并表示接受的时候，与其骚动焦躁地大喊注射和抢救，进行心肺复苏，还不如珍惜最后一刻，紧紧握着病人的手，耐心地聆听他/她好好说完人生最后的话语。

这次的新冠疫情中，许多医护人员在经历了医学的不确定性之后，开始对生命和死亡进行了深刻反思。我们认清了许多死亡并不只是老人和病人的事，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刻起，我们就已经不得不准备迎接死亡的到来，死亡不是“可被治愈的疾病”……对于新冠重症患者，我们不仅应该关注如何保卫生命，还要帮助患者“优逝”（有尊严地离开），并关注如何从给予患者“技术性帮助”（doing）转向给予“存在性关怀”（being），如何将倾听生命最后的故事和声音并减少他们对死亡的恐惧转向到提升死亡体验上来。

在《问中医几度凉秋》中，作者讲述了母亲对自己进行死亡教育的细节：每年的一定时节，作者的母亲会把寿衣拿出来晒晒打打，防止虫蛀，到后来甚至穿上寿衣在寿材里躺上一躺，亲自感受一下。葛优主演的《非诚勿扰》里有一段关于李香山“人生告别会”的情节。这些故事都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逃避死亡是没有用的。健康的人生不是不生病、不死亡，更不是害怕生病、害怕死亡，而是拥有战胜疾病和活出人生意义的能力。清明节也时常提醒着我们，生命的消失并不意味着终结，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真正消失。

结语

在本文的末尾，我想再讲一个关于现代临床医学教育之父威廉·奥斯勒爵士的故事。奥斯勒他在四十几岁时有了第一个孩子，但不幸的是，男婴在出生第7天就因感染疾病夭折。丈夫为了安慰每天沉浸在悲恸之中茶饭不思、夜不能寐的妻子，想了很多办法，都无法将她从丧子之痛、心悸失眠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奥斯勒自己同时承受着丧子之痛，还要照顾因此生病的妻子，这让他心力交瘁，身体状况也明显受到影响。奥斯勒冥思苦想，悟到了一个方法，他试着以夭折的孩子的名义，从天国给孩子母亲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离开他们之后，在天国过着幸福生活，请爸妈不要惦念云云。妻子读完信，痛哭一场之后，身体逐渐康复，恢复了日常生活。一年之后，一个健康男婴出生，多年后，孩子长成了一个帅小伙儿。

这封奥斯勒医生运用想象力创作出来的天国来信的原稿，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看到过。仔细阅读全文之后，我非常感动，感慨奥斯勒真不愧为其所处时代最伟大的人文主义医生，具备了非常高的叙事素养。在他的行医生涯中，奥斯勒为许多临终患者和丧亲者创设满怀温情的故事，帮助他们理解死亡，接受死亡，消除他们对死亡的恐惧，抚慰他们的丧亲之痛。有时，光靠药物无法真正治愈患者的内心伤痛。疾病本身就是一个故事，患者有眼泪要流，有故事要诉说，有情绪要宣泄，有心理压力要释放。

关注全人健康的叙事医学认为，医疗和临终需要医护人员及患者家属参与进来，在对患者进行“技术性帮助”的同时，开展“医患生命共同体”之间的“存在性照护”。通过存在性陪伴、情感性陪伴和关系性陪伴将患者从存在性孤独、情感性孤独和关系性孤独中解救出来，这是一门需要医护人员掌握的叙事艺术。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搭载时间之车的乘客，疾驶在生命的单行线上，无法减速，也不能回头——悲喜、聚散、成败，像路边的花草，一闪而过。愿我们都能分享逝去的人给我们带来的生存智慧，充实而有意义地度过生命的每一天。（作者单位为南方医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