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谋攻篇》中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全国为上”等“五全”，均系“不战而屈人之兵”内涵。“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军人价值观的核心，是实现“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的保证。一般说来，军人价值的实现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壮烈式的，表现在血与火的战场上的克敌制胜；另一种是和平式的，即不经过流血战争，通过威慑和伐谋战略而御敌、退敌或制敌。就一般人的价值情感体验而言，往往看重和礼赞前者，而对于后者，军人的价值往往不被认识和重视。但是孙子却最为崇尚后者。在他看来，不经过流血战争而能征服或震慑敌人，正是军人价值最高、最理想、最完美的实现形式——“善之善者”。这说明，孙子的战争观已超越了常态战争本身，在更高的理性层面上进入了“仁本”主义的境界。在这一境界的道德丰碑上，深深镌刻着、闪烁着中华传统文化燿世之光的四个大字：爱好和平！

  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价值观，是在对战争灾难的深刻理性反思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与孙子同时代的老子、孔子等思想家，都有崇尚和平止息战争的思想。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所谓“不祥”，按照老子的说法，一是“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二是“兵强则灭”。这里的“兵强”指的是穷兵黩武的好战之“强”，《司马法·仁本第一》有言：“好战必亡！”但是，老子也并不是完全反对一切战争，对于那种“吾不敢为主而为客”的防御之战，“哀兵必胜”和“不得已而用之”的战争，他还是积极主张的。其价值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保卫和平，保存自身，必战必胜。孔子比老子进了一步，他看到了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主张“足兵”。但他认为要避免战乱，就要使战争向有序化发展。为此，就要确立一个而且只能是唯一的统一发布战争命令的最高权威——“天子”，即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舍此，大抵都应归类于无道之战。孔子的战争观蕴含着对国家统一、恃守礼义、维护和平的向往和追求。

  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比老子、孔子的战争观具有更高的伦理和实践价值。因为“哀兵必胜”毕竟要血战的；孔子的“征伐自天子出”一说，虽然给战争赋予正义的性质，但毕竟还是要用武力去“征战”“伐杀”的。而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说，则是不用流血的杀伐之战而能御敌、退敌、胜敌。诚如孙子所说，“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此说体现了道德之手段——“非战”与道德之目的——“利可全”的统一，是“义”“利”双丰的完美方略；它看起来近乎幻想，其实，无论从全局还是局部战争来看，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并已被大量的史实所证明。

  “不战而屈人之兵”，实际上是一种“和平威慑”战略。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根本要义在于：必须把“和平”的追求与“强兵”威慑统一起来。离开“和平”追求的“强兵”必成乱之源，离开“强兵”威慑的“和平”必成虚之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