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为中国古代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他在建立“事功”中，最突出的一点是“法治”与“德治”并用。

　　王阳明在推行“法治”中的第一个特点是善用计谋。王阳明自少年起即喜爱模仿演兵步阵和习武操练。在“讨贼”和平乱中，他除了讲究战法，还“兵不厌诈”，奇招迭出。在巡抚南、赣中，或“佯退师，出不意捣之”；或“赐以节物，诱入谢”，遂“悉擒斩之”。在平定宁王朱宸濠反叛中，他或是“多遣间谍，檄府县言”，以虚张声势；或是“为蜡书遗伪相”，“而纵谍泄之”（使间谍故意泄露），以离间敌垒。

　　王阳明推行法治的第二个特点是主动作为。在这一方面，他达到了甚至是不计个人身家性命的程度。王阳明被世宗起用总督两广及江西、湖广军务，在成功招抚造反的卢苏、王受后，“顺便”攻破、讨平断藤峡、八寨“诸贼巢”，解决了这一百数十年来的地方大患。此事是“无诏命”而行；且“不先奉命”而“经略”建郡立县等原为户部职权等“大事”。在他，是只从“安国家、利社稷”考虑；但在一些朝臣看来，却不免有包揽权柄、独断纲纪之嫌。

　　王阳明推行法治的第三个特点是基层建制。为了杜绝后患、长治久安，他在抚平一方之后，很重视加强基层社会的制度建设。在解决江西“盗贼之患”后，王阳明开始“行十家牌法”：“编十家为一牌，开列各户籍贯、姓名、年貌、行业，日轮一家，沿门按牌审察，遇面生可疑人，即行报官究理。或有隐匿，十家连坐”“特为保甲之法，以相警戒”“立保甲以弭盗”，并“以息日后之争”。他的这一建树，对后世也广有影响。

　　王阳明施行德治的第一个做法是教喻在先。他说：“徒恃攻治，而不务调摄，则病不旋踵”。故每次兴兵征讨之前，他都会“先礼后兵”——发出告谕、劝谕，先从官方检讨；并陈说利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到了诛抚并用、恩威相济。思、田的卢苏、王受就是在王阳明的这种政策、策略下归顺并最终为官府所用。

　　王阳明在施行德治中的第二个做法是倡举乡约。还在罢黜外放复出任庐陵县令时，就请民间德高望重之人对民事纠纷进行评判和劝解。他同时还认为“欲导民于礼者”，“附以乡约，其于民俗亦甚有补”。故身体力行，在多地“举乡约告谕父老子弟，使相警戒”，如：“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恭俭以守家业，廉和以处乡里”，等等。

　　王阳明在施行德治中的第三个做法是兴师办学。他重视推崇礼教，喜爱和擅长讲学、开书院，在推行德治中自然尊师重教。他说：“理学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习日偷，风教不振”“务在兴起圣贤之学，一洗习染之陋”。所以早在南、赣平“贼”之时，他就提出宜“兴立社学，延师教子”。后即在思、田和南宁付诸实践，兴办学校。他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　，提出和执行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学方法。如：自己带头“朝夕开讲”，使学生“已觉渐有奋发之志　”；对不能“身至其地”的“穷乡僻邑”，则“委任”当地相关官员“主教”；请前往当地游学的生员任教　；于各学诸生中“选取有志习礼及年少质美者，相与讲解演习”；课目在“考德问业之外，或时出与经书论策题目，量作课程”。他还对学生离校“赴试”、越轨，以及办学经费等作出了规定　；并明确，待其“回军之日，将该府县官员师生查访勤惰，以示劝惩”。